李国普顿时恼了:“吏胥都是奸滑之徒,此辈心术已坏,焉能进入仕途。陛下此举不妥,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,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,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。”

    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、张瑞图也微微颔首,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,败坏了士人的名誉。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,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。

    但是现在吗,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,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:“陛下有言,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,心术不正之辈,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?吏胥是恶人,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?

    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,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。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,行搜刮之实的贪官。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,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,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,谈何教化万民?”

    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,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。崇祯所说的道理,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,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。

    关于吏胥的问题,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,司马光在《论财利疏》中就说过:

    又府史胥徒之属,居无廪禄,进无荣望,皆以啖民为生者也。上自公府省寺、诸路监司、州县、乡村、仓场、库务之吏,词讼追呼、租税徭役、出纳会计,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,非赂遗则不行。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,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,大半尽于吏家矣。

    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。吏胥一无收入,二无前途,偏偏他们又有管人、管物的权力,想不**都难。

    而苏辙也说过,吏胥没有收入,又有“鞭朴戮辱之患”,对他们使唤很多,要求很严,没有丝毫报酬,大家还争着抢着干,甚至花钱补役,其目的何在?不是清清楚楚吗?

    ?苏三起解?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:“这大堂不种高粱,二堂不种黑豆,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,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?”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,但是一样要吃赃。

    王安石改革时,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。到了明代,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,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。

    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、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,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,又无前途可言,又没有人能监督,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“政烦刑苛”,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,还能做什么。

    但是即便是如此,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。第一是因为,代替官员催征赋税、摊粮派款、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“好人干不了,干的没好人”的差事;第二,没有这些吏胥的恶,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。

    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,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,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。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,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。

    不同的衙门,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,动辄上百上千卷,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,乃至本衙门的业务,他们父子相传,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。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,进入了仕途,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。

    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,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”。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,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,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   说到底,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,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。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,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。

    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,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。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,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。

    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,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,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:“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,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?让吏胥进入仕途,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,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,乃至榜眼、状元,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?就算陛下说的不错,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。”

    黄立极翻了翻白眼,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,但是相当的现实。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,让吏胥参加科举,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,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。

    正如崇祯对他所言,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,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。现在的大明官吏,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,好让自己加官进爵。

    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,如何盘剥小民,欺瞒上官。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,以获取利益。

    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,无疑是在痴人说梦。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,小吏有压力,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,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。

    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,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,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。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,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,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。

    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的人,有了这些吏胥的支持,就算是士人再反对,大明的行政还是能勉强维持下去的。而士人就算再抗拒,只要中央有足够的决心,他们依然还是会屈服的。

    当年张居正为了改革,裁撤了大批不支持新政的官员,于是天下百官最后不还是屈服了吗。对比起什么虚无缥缈的圣人之言,和名教伦常,都不及权力和白银更为正义。

    黄立极并不在乎吏胥能不能参加科举,甚至他也不在乎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。

    大明辖两京一十三省,但全国官职总数却只有10万出头,而高级官吏不过3000左右。每三年就有320余名进士出身,理论上10年就足够把大明的高级官员都更换一遍。而达到任官资格的举人,更是官职总数的2-3倍。

    所以大明朝不仅官员俸禄低,而且还出现了官职出缺的少,而任官资格的人过多的状况。大明的官员并没有退休制度,而作为官员,生活条件又比普通人好太多,因此寿命远远高于普通人,朝中高官超过6、70岁的比比皆是。

    这也造成了大部分有任官资格的士人,滞留在京城等候出缺选官。这些人辛辛苦苦考上了进士,但是在没有得到吏部授官之前,还是一个预备做官的普通士人,一个吏部的小吏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的,这些心理失衡之下,能不怨气满腹吗。

    这也造成了批评朝中执政和皇帝的清流言官,为什么会这么受士林欢迎的缘故。因为他们正是替这些不得志的预备官们出了一口恶气,如果没有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为言官摇旗呐喊,东林的声势起码要跌去一半。

    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,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,是官职而不是吏职。大明有1千多个县,也就是说一下就增加了3千余官职。

    黄立极只要能把这些官职任命的十分之一控制在手中,就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了。天下士人寒窗苦读,不就是为了想当个官么,他黄立极为这些士人解决了当官的梦想,难道还怕得不到这些士人的支持吗?

    东林党人上蹿下跳,攻击他是阉党党羽,无非也就是想要把他们这些非东林党的士人赶出朝堂,让东林党的官员上位。而那些支持东林党的士人,未必也全是真的支持东林的主张,更多的士人也只是想着东林上位之后,能依附东林得到个官职罢了。

    但是现在他遵照崇祯的意思,推行地方行政改革。一下增加了这么多空缺,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士人,必然会抛弃东林而向他投诚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最近朝中声势浩大的东林党复起的声音,很快就会自动沉静下去。而攻击他是阉党党羽的声音,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。

    正是基于这个考虑,黄立极才迫不及待的接受了崇祯推出的地方行政改革方案,连对最为诟病的让吏胥参加科举的条件都没有提出异议。

    黄立极咳嗽了一声,正想着应该怎么反驳张瑞图时,比较正直的李国普却冷不丁的插嘴说道:“芥子兄此言差矣,陛下说的也是有道理的,整天和士大夫接触的吏胥都教化不好,何以教化百姓。这吏胥但凡有上进心的,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出路。

    再说了,我辈士子寒窗苦读十数载,难道还能让一个蝇营狗苟的吏胥在举业上比下去?真要有如此大才,我辈应该感到欣慰才对,圣人曰:有教无类。正是为此。

    我倒是觉得,陛下一口气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,官职冗滥,有重演故宋冗官之弊。今日大明已是三空四尽之秋,连九边军饷都要时时拖欠,焉能设置如此多之官职,我大明百姓如何负担的起?我必要上疏纠正陛下之疏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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