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新皇登基开始,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,也就彻底过去了。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,论继位之平顺,国势之稳定,处境之优越,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。
    然而,八年的时间下来,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,也发生了大变样,状况不是那般良好。
    皇权势弱,朝政不稳,政治也难谈清明,权贵之间矛盾重重,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,冗官冗员,奢靡、攀比之风再起,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......
    唯一值得称道的,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,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,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,地方宗族豪强、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。
    而从雍熙盛世,发展到平康“小康”,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,毕竟,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,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。
    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,似乎又有几分值得“理解”的地方。平心而论,康宗或许不英明,但足够聪明;他荒唐任性,但并不残暴;他好乐怠政,自尊自得,处事唯心,化国器为私用,视天下为私产,但对国家之伤害,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“有为”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。
    终康宗时代,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,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,但从未擅杀大臣。或许并不能公平、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,但对于大部分人,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。
    说到底,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,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,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。傲慢、虚荣,没有进取心,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,天下财货、亿兆子民,任他予取予求,在世界祥和、大志不足的情况下,不享受,不挥霍,不浪费,又让他做什么?
    以世祖、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,简直是对他的苛求,他是个凡人,有凡人的贪恶私欲,他的所作所为,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。
    事实上,一直到死,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、太宗二帝,尤其是太宗皇帝。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,经得起他造,或许“康”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。
    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,相同的作为,或许“僖”、“熹”、“闵”、“质”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。
    关于康宗庙谥,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,着实费了一些脑筋。恶谥是不可能的,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,又将何以谢天下?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,最终给了“康”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上号,谥号也要“短”很多,曰睿明武闵孝皇帝,实在是没法再往他脸上贴金了......
    当然,站在新君刘文济的立场上,或许更倾向于康宗一个下谥,不过,最终他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。从年号,到先帝谥号,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,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。
    康宗毕竟是走了,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,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,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,这一回,则需要刘文济这个“医者”来诊断、治疗。
    而在此之前,他真正要做的,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,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。对此,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,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。
    问题是严重的,挑战是艰巨的,然而,对刘文济来说,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,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、蛰伏观望。
    当刘文济登上御座,安居龙床,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、诸国使节朝拜时,他便知道,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,“皇帝至尊”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。
    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,从小饱受世祖、太宗熏陶,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,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,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,对帝国的人、事、制度,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、深刻,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,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。
    继位之初,重重压力,种种麻烦,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,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、无害,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。
    但麻烦再多,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,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,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,即便暂时事无所成,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。
    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,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,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,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。
    而这样的结构,固然使得贵族势大,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,却有其一利,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、徐士廉、向敏中、王钦若的支持,而这四人,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,远不比当初。
    要知道,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,至少在中枢层面,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。当然,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,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,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,在当下的大汉帝国,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......
    至于尚书令王旦,他的倒台是必然的,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,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。作为“首相”,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,不成功,那就只有下马。
    不过,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,及过往功劳,给了他一份体面,让他出任山陵使,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。
    这里需要提一下,在赵王出山,力挺立长,朝廷在刘文济继位事宜上达成共识后,才继续康宗的后事,刘文济登基,也是按照“以日易月”原则在国丧结束之后。
    不过,康宗生前未建陵寝,因此,属于他的“安宁”还在紧急修建之中,距离大葬还需要一段时间,在这段时间里,梓宫还得停放在垂拱殿。
    为表尊重,刘文济在登基后,把自己理政视事的寝宫,选在了世祖晚年常居的万岁殿。于是乎,端拱皇帝,不住垂拱殿......
    而刘文济对王旦的安排,一干权贵们看在眼里,多表示满意,至少这份谨慎、宽容的姿态,值得赞扬,比起康宗的荒诞不经、难以捉摸,刚上台的刘文济表现得可太让人舒服了。
    王旦罢相,大抵是朝局影响最小的一次“首相逊位”了,而比起此事带来的影响,还是尚书令这个职位本身更让人期待。到端拱元年,尚书令大汉帝国首相的地位与职权,已经彻底巩固了,这就是辅佐天子秉执朝政、治理国家的百官魁首。
    而在刘文济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,这个职位,不是仅靠皇帝支持,就能够立足的。对于尚书令的继位人选,刘文济首先请鼎力支持他的赵王刘昉担任。
    结果并不出乎他的意料,刘昉直接拒绝,完全不是那种担心皇帝猜忌的感觉,只是很从容地向刘文济交待了三言两语,让他好自为之,善待臣民。
    对于刘文济的资质、器量与能力,早在当年南巡之时,刘昉就有深刻的认识了,至今记忆犹新。朝廷内外,在看待新皇刘文济的问题上,只有少数人能看得清楚,赵王刘昉显然是其一。
    而面对赵王一番坦诚的交待,刘文济也如释重负一般,向他躬身行礼,弯腰九十度那种。
    同时,为表感谢,刘文济又在后来追封折太妃为皇后,谥号孝诚皇后。当年鲁王为此事直接被赶出朝堂,当时朝中群议不断,而到刘文济,办成就像喝水一般简单,满朝上下,只有赞同,几无反对。
    而此举,毫无疑问,让刘文济得到了折皇后所出那数十名子子孙孙的认同与支持。
    另外一个大功臣杨业,刘文济也没忽视,当然让退休多年、年逾八旬的杨老太师出山为相,是不大现实的,因此刘文济请杨延昭为相,还给了一个“出将入相”的理由,结果同样为杨延昭所拒,请皇帝另则贤良。
    由于杨皇后的关系,杨氏在朝中的处境多少有那么些敏感,若不是老杨业本着一颗对先帝、对帝国的赤胆忠心,绝不会贸然开言的。
    再之后,皇帝刘文济方继续表现着他的“从谏如流”,采纳群臣之建议,由财政使向德明继任尚书令,主持朝政运转。而这件事,首先就引起了吏部尚书刘继昌(徐王刘承赟之子)的不满,这个宗室老臣,在年纪越发年迈的情况下,则越发渴望登顶。
    当年,吏部尚书被吕蒙正给顶了,如今,尚书令近在眼前,又被向德明顶了,心中自然不甘。于是,朝廷中枢在端拱时代,是以尚书令与吏部尚书之间的角力展开的。
    在这方面,出身、资历、功劳、能力都足够深厚向德明,是一点都不怵刘继昌,而皇帝刘文济,则于其侧,默默观察,等待,等待一个把这些老贵清退的机会,当然,哪怕是熬也能熬死他们,一个个年逾六旬,能有多少年?
    当然,比起朝堂之上那些看起来影响重大的人事变动,刘文济真正插手或者说在意的只有几个职位,并且都让他办成了。
    首先,以关内都指挥使折惟昌为巡检司都指挥使。折惟昌,代国公折从阮曾孙,已故代郡公折惟正之弟。
    又以萧惠担任大内军副都指挥使,主要负责御前诸班,同时,曹利用调入中枢,任为内阁学士兼知制诰。
    当然,萧恭是不会被遗忘的,刘文济任命其为少府。前少府刘规,于平康九年春,在一场倒春寒中,猝然而逝,生前无病无灾的,也算无疾而终。
    虽然是个宦官,但历侍三代君王,并且风格迥异,而能够以一宦官之身,掌握帝国少府这个庞大的皇室财产机构三十余年,就足以留名史册了。
    同时,刘规其人虽死,但他在少府多年任职中,构建完善的一整套事务、财务、人事管理制度,却彻底留了下来。做事易,立规矩难,这才是刘规最厉害的地方,也是他能在少府之职上干三十多年的根本原因,如果仅仅靠取悦皇帝,那是远远不够。
    当然,于皇权而言,作用重要的特务机构,也在极短的时间内,就被刘文济收入彀中。枭部,郑元果如其言,在刘文济登基之后,就主动告老,请求回乡归养,刘文济同意了,除了赐他大量金银财货之外,还授予三品文散官以及金紫服饰,给他一个厚重的恩典,让他荣归故里,养老传家。
    名噪一时的皇城使王约,则为此前的三心二意、首鼠两端付出了代价,当然,念其几十年伺候两代先帝还算尽心尽力,没有杀他,而是流放南洋,让他带着自己的财产、侍从乃至姬妾、子孙(宦官与女人和子女并不绝缘),远离大陆,永别朝廷。王约虽然心中不甘,但最后还是叩头谢恩。
    相比之下,一直观望的林特却留了下来,当然不是留在武德使的位置上,刘文济在与他进行一番谈话,仔细审视过此人之后,以其为东南转运使。对林特来说,这可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命,自是千恩万谢,当场就给刘文济跪了,大表忠诚。
    上一个这样待遇的人,还是王玄真,而王玄真后来的际遇,至今仍是特务系统中所有人心目中的榜样,甚至拜相,甚至成为辅政大臣,即便后来遭到排挤,那也是特殊出身臣子能够达到的巅峰(寿国公李少游虽然负责武德司的具体创立,但并不能单纯以特务臣子来看待。)
    继位之初,刘文济的一系列操作,邀名务虚也好,务实取利也好,一切的出发点,都是为了打造一条巩固他这个皇位的护城河,很成功。
    等到端拱元年夏六月的时候,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皇位了,而几个月间,他虽然在朝廷之中发话不多,但朝廷内部,却没人敢像康宗初期那般小觑乃至忽视皇帝的意见,这似乎,就是皇帝气质的不同造成的效果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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