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的时间,悄然而逝,对于大汉百姓而言,迎来了真正安宁祥和的生存环境,对大汉帝国而言,这是段关键的转折期。
    在刘皇帝的领导下,在贤相能臣的辅助下,在开宝新政精神的指导下,大汉也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统一的帝国,巩固统治。
    而在这两年,大汉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,南北携手,走向繁荣。总结得来讲,就是政治保持稳定,经济趋于繁荣。
    天下一统,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收复,对大汉经济上的加成太高了。仅开宝三年,通过运河自江淮输送东京的粮食,就达三百五十万石,占朝廷官民消耗半数,而这个比例,还会逐年增加,上升空间很大。
    至于其他钱绢财货,更是大量的送抵开封。当没有国界,没有战争,且放松政治上的压迫后,东南地区的经济活力重新焕发,并且直接迎来爆发。
    朝廷所推行的开宝新政,减民负担,休养生息,主要目标是缓解旧时代的社会矛盾,建立新时代的统治秩序,在这个基础上,迈向太平盛世,予帝国子民追求更安定富庶生活的机会。
    而到开宝四年为止,所能见到的成效喜人,并且证明了,大汉的施政方针与理念并没有错,只要按照既定的国策走下去,大汉必将迎来一个安定繁荣的时代,华夏文明也将再度实现复兴,留下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。
    当然,这并不代表,大汉就没有他的问题了,整体平静,宏观上维持稳定,但里里外外,上上下下,还是有不少波折。
    东南地区的发展潜力,犹待挖掘,治安秩序,一直到开宝三年,才真正稳定下来。由韩熙载领衔整改事宜,从头到尾都不是一番风顺,挣扎、反抗,此起彼伏。
    两江地区,仅在迁豪事务上,就发生了十七次叛乱。当推广到两浙之时,所引起的动乱就更大了。“白”拣的地盘,消化起来难度总归是更大的,刘皇帝也头一次认识到,地方豪强的威力。
    开宝二年冬十月,因为朝廷过于强势急切的整改措施,两浙大叛乱,几乎波及全境。由原吴越的官吏、军队、豪强、富商联手,向大汉朝廷秀他们的肌肉,这些利益受损者,杀朝廷委派的官员,废除朝廷的制度与政策,恢复吴越旧制,裹挟了一大堆两浙百姓从乱。
    叛乱盛时,杭州以南,几乎每州每县都能见到叛军的旗帜活动的痕迹。那场叛乱,自然引得刘皇帝震怒异常,给出的反应,也很强势果决,镇压了再说。
    因为吴越大叛乱,朝中有一干官员建议,改变一下在吴越推行新政,或者缓行,用以安抚。凡是上此奏的官员,不是被降职,就是被罢官。有多少年,刘皇帝没有妥协过了,何况还是这种情况。跟不上他思想的人,也不配在朝中为官。
    即便在对吴越的事务上,有些做得不妥的地方,但总结反思,那是事后的事情,而不是为了平息事态,而保守妥协。
    刘皇帝的诏令一下,安置在东南的文武,自然是一起发力,放开手脚平叛。没有不尽力的,不管引起叛乱的原因是什么,在他们监管下出来这么大的乱子,都难辞其咎,因而都是尽职尽心,以求冲抵罪责。
    平叛的主帅是石守信,都监是赵延进,这两人负责军事,自然不会有什么意外。平叛所用的军队,则大多是由吴越人改编的地方军队。并且,从头到尾,留驻东南的禁军,只是驻守各大城及军事要地,起个托底的作用。可以说,那是一场由吴越人自相残杀的叛乱与平乱。
    吴越的叛乱,声势闹得挺大,但终究是一场由既得利益者各自为战的反抗行为,虽然相互响应,却没有统一的指挥,共尊的首领还是远在开封享福的淮阳王钱弘俶。
    当时,对于钱弘俶来讲,吴越叛乱的消息已经够惊人了,而令他感到惊恐的则是叛军遥尊他为帝,要复吴越国。
    对此,钱弘俶没有丝毫犹豫,进宫请罪。钱弘俶的反应也算快了,因为没多久,一道道针对他的奏章就呈到刘皇帝御案上了。也就是刘皇帝够大度,也清楚钱弘俶无辜,对他善言安慰,方才使他安心。
    不过,还是以钱弘俶的名义,写了一份《告吴越百姓书》,发传两浙诸州,将那些“义军”打为叛逆,消减不明真相被裹挟民众的抵抗意志。用处自然是有的,刘皇帝由此认识到,钱氏在两浙地区的影响力,可谓根深蒂固,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得了的。
    叛乱,前后持续的时间不能算长,只有三个多月,大股的叛军迅速被消灭,消耗的时间,也主要在集中在向浙南挺进的过程中,地形地势的限制有些明显。
    不过在进入开宝三年正月,叛军或死、或降、或逃,吴越叛乱宣告平定。时间不长,但对吴越地区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,这是承平六七十年后,吴越地区所经受的最大的一次战乱。
    积极意义倒也不是没有,至少通过这场叛乱,让朝廷在后续对东南地区的整改中,手段柔和了些,并且改良了一些新政中比较想当然的条款。
    同时,也使得那些对朝廷不满,不服大汉统治的人与势力,跳了出来,一个个被收拾清算,反倒是通过此乱加强了朝廷的统治,实现了彻底的收治,只是代价有些大罢了。
    事实上,对于江浙地区,刘皇帝有想过原属南唐的两江地区会发生叛乱,没曾想到最后,爆发点竟然在吴越。
    相比之下,两江地区那只能算是骚乱,在吴越叛乱高潮期间,两江地区倒安静地很,几乎没有响应。
    事实上,在开宝元年冬,刘皇帝给东南的官员们下了拿道带警示意义的诏书后,在整饬落实工作上,不管是工作态度还是工作方式都缓和柔和了许多。
    而韩熙载进入两浙之后,行事也多师出有名,迁豪行动,也多从那些风评较差的土豪劣绅开始,算是充分考虑民情民意了。然而,即便如此,引起反弹之剧烈,反倒超过了江南与江西。
    对于很多吴越豪强来讲,他们是真的不欢迎大汉的统治,他们更喜欢钱氏当政。
    大乱之后,必有大治,这大概是能够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话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,原有的秩序,被彻底打破,社会资源与财富在这场大乱中,得到了实际上的再分配。
    因为这场叛乱,吴越人死者达十三万之多。事后被外迁的人,更超过二十万。而吴越叛乱的平息,也代表着朝廷在东南的大整顿,告一段落。
    终究,没能像刘皇帝所期待的那般,平稳过渡。也可以理解,涉及到社会变革、利益分配的事业,还是在短时间内要起到效果,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。
    一场腥风血雨,代价固然不小,也扫平了大量障碍。现如今,刘皇帝可以自信地讲,东南地区可保百年无虞。
    而从开宝元年开始,一直到开宝四年,三年多的时间内,朝廷自两江及两浙地区,共外迁四十余万人,其中半数落入了荆湖南道。
    剩下的,关内消化五万,陇右三万,山阳三万,余者散布中原河北。经过那些纷纷扰扰后,东南地区,也逐渐成为让刘皇帝满意的符合大汉统治的秩序状态。
    韩熙载东南安抚使的职位,在开宝四年三月,被正式撤销,召还东京。在东南的这几年中,他曾遭遇了七次刺杀,在第四次的时候,差点丢了性命,可见那些利益被触犯者有多恨他。
    同样的,在朝中,非议也从来没停过,等回到开封的时候,韩熙载已是身心俱疲,直接向刘皇帝辞官。
    刘承祐不同意,授集贤殿大学士,去编书,过点轻松的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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