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:九河之下稍也,因永乐皇帝在此渡河而得名。此地虽然有一座卫城,但是最为繁华的地区还是卫城东北面的三岔河口。

    三岔河口即是海河、南运河、北运河的三河交汇处,这里刚好处于北方河流交汇的中心,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,天津最早的居民点、最早的水旱码头、最早的商品集散地。

    在天津海运码头没有发展之前,这里是南北客商北上京城,或南下大运河的必经之路。也因此围绕着三岔河口,形成了诸多的客栈和货栈。

    不过和此时的通州相比,天津依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小镇而已。必经通州才是大明漕粮的终点站,大部分北运的南方货物,也是在通州卸货的。

    直到去年,朝廷对海河水系进行了整治,对海河入海口进行了清淤护堤,从而使得天津正式开港后,天津卫城的东南面,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了许多建筑和街道。

    短短一年功夫,天津卫城东南方的码头商业区便扩张了一倍多,由原先歪歪扭扭的二、三条街道,变成了三横五纵的通直大道。这天津港码头的新商业区,看起来已经同三岔河口的旧集市规模相去不远了。

    同三岔河口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同,这天津港码头商业区则是先制定规划,再进行修建下水工程、街道和房子的。因此,新的码头商业区不仅道路平坦,街道平直,两侧的的房屋也非常的齐整。

    走在这新商业区内,再没有雨天一身泥,晴天一身土的痛苦了。新商业区的整洁和美观,使得百姓更愿意来此处逛街,三岔河口的集市顿时清闲了不少。

    而天津卫也从正月开始,正式成为了朝廷直接管辖的天津市。天津卫原本是卫所,管辖的土地不大,出了卫城北门、西门便是武清县的土地,但是改市之后,反倒把周边武清等几个县都纳入到了天津市的管辖之下。

    天津市除了旧有的天津巡抚外,还新设立了天津府和市政厅,前者管辖府内民政,而后者则管理着天津市区的城市规划发展。天津港新码头商业区,便是天津市政厅尚未正式成立前的一个试验。

    当今年四月份,整个新码头商业区完成之后。主持新商业区建设的主事者发觉,愿意迁入新商业区的商人和工匠,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估。时间刚刚进入六月,新商业区的房子就已经全部销售一空。

    于是乎,沿着海河北岸向东继续开发新城区的声音,顿时大了起来。码头也好,新商业区也好,都位于海河以北。而沿着海河再往东去,临河的两岸,陆续修建了许多水力和风力驱动的磨坊和机器工厂。

    市政厅内便有不少人主张,天津城应当不断的向东扩张,直到把天津卫城到大沽口的位置全部连接起来,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地带。而天津卫到大沽口也能修建一条铁路,以帮助那些船型过大的船只因为无法进入海河而在大沽口卸货。

    而在新的城市开发规划讨论完成之前,天津这座新兴的城市已经出现了,令人诧异的勃勃生机。新的商业区从卫城东北面的三岔口向东南方的海河两岸转移时,这座没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内,已经开始出现了几个劳动力和资本集中度相当高的行业。

    第一个便是木材厂,从东北运来的大量树木,除了一部分被挑出来当做船材,放置在专门的仓库内进行干燥外,大量的树木被解开成一定规格的木板。利用风力或是水力驱动的圆盘锯,干上一小时便完成了30位工人一小时的工作量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以前需要数百人才能处理的木材,现在只要几十人就能完成了。这种刚刚研制出来的圆盘锯,极大的促进了本身士绅和商人对木材厂的投资。

    四海商行经营木材的管事终于不用头疼,他们从营口源源不断运回来的木头,因为加工能力不足,而不得不四处找地方堆放的窘迫状况了。

    而这些解开的木材,很快就按照规格交付给了箍桶匠,用于制作各种规格的木桶。因为海运和远洋渔业捕捞,用于海上物资运输的装具木桶,成了天津最为紧俏的货物。

    光是3月份,运输食盐前往济州岛、日本和库页岛等地,可装330斤盐的木桶就销售了14000个。根据天津市税务局的的记录,天津市场上每月木桶销售的数量从年初的3万有余,进入六月后便破了5万的最高记录。而天津本地的木桶制作数量,也不过刚刚破了4万。

    在以往箍一只木桶,从选材到加工,需要一名匠人和1名学徒2、3日的功夫,而且一般的木匠还做不了木桶。因此一只大木桶的价值,约要15两白银。

    但是随着东北廉价木头的引进,加上木材厂的初步加工,再加上铁匠出售的配套规格铁配件,现在箍桶匠只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一定规格的材料,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箍桶的技术要求大幅度下降不说,木桶的制作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以往一个人一个月还做不了15只木桶,但是现在最起码也能完成60-100只木桶。如果是按照文思院公布的木桶制作流程,则15个人通过11道工序,每日最少也能完成125只。

    原本需要数千人工作才能满足木桶制作需求的箍桶业,现在只要3-4百人就足够了。而且天津本地制作的木桶,价格也比其他地区便宜了近三分之一。但是与木桶价格下跌相反的,箍桶匠的收入却反而提升了3-5倍。

    天津木桶制造业的发展,极大的打击了传统的手工业者。不少工匠意识到,以往靠着一个手艺吃上数代的旧方式已经行不通了。同行业的分工合作模式,和使用机器生产统一规格的零件,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,还极大的破除了技术上的壁垒。

    虽然天津木桶制造业的那些工匠,只能按照图纸组装几种木桶。一旦没有了图纸,没有了统一规格的配件,他们就无法生产出其他类型的木桶。以传统的手工业者的眼光看来,这些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手工业者,他们不过是一群一知半解的学徒,只是在某个工序上面熟练度比较高而已。

    一旦市场上不再需要大量的木桶,这些人就只能歇业,喝西北风去了。不过很显然,某些商人并不是这么看的,他们从天津木桶制造的生产过程中,学到了一些东西。

    即把生产设置为许多个小的环节,然后招募工人进行培训生产。由于这些工人只完成其中一个生产环节,所以对他们的培训就不必投入过大。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流程,使得工人能够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,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。

    最为重要的是,因为是分工合作,所以某个工人离开之后,也能迅速的找人替换上去,不会造成工坊的生产停顿了下来。而只会某个生产工序的工人,一旦离开了商人的工坊,他们就很难找到另外的工作,因此对于稳定工人的生产有好处。

    而文思院显然没有止步于一个木桶制造业,在这之后,又推出了制作廉价家具的木器厂。相比起木桶制造,这些固定尺寸的家具制作就更为简单方便了。虽然这些家具看起来款式千篇一律,同苏式家具的优雅完全没的比。

    但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,使得这些家具的价格比找一位木匠打一套家具,要便宜三成。这些廉价家具很快便顺着运河,向着山东、河南等地扩散了。

    紧随着木器制作之后的,便是铁器制作。毕竟这些行业都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,同木器制作一样,铁器制作业同样出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。

    事实上木桶制造业的带头示范作用,使得许多手工工坊都开始了多多少少的变革,毕竟不变革就要忍受先行者的低价竞争。

    如果说以上两个产业,还或多或少的有文思院在背后促成的影子,那么武清县同三岔河口的皮革加工业,则完全是民间商人自发投入的结果了。

    从张家口、营口运来的大量皮革,很快便聚集在了天津。在此地加工制作完成之后,或是在本地进行销售,或是运往运河下方的河南地区,甚至还被试着运回了营口进行销售。

    除了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之外,天津最为兴盛的依然还是内府同商人联合投资的,半官方企业。

    比如造纸业、造船业、化工工业还有水泥厂、各类磨坊等等。这些产业大多沿着海河布置,主要是方便用水,和借助水力来减少劳动强度。

    因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,天津附近的农民也开始了半农半工的生活。去年京畿大旱,数千户京畿百姓迁移到天津,以工代赈修缮海河河堤同天津码头。

    到了今年春天,不少百姓干脆就留了下来。在天津干活挣的钱,可比在地里刨食多的多了。

    新成立的天津府和天津市政厅都对此视而不见,对他们来说,现在天津缺乏的,便是人口。特别是这些百姓的老家离天津也不远,生活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    把他们变成了新天津人,总比那些关外和外省来的流民强。对这个问题唯一有所不满的,大约也只有顺天府和这些百姓老家的知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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