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承恩退出了书房之后,朱由检看看边上的钟,随口问道:“阳武侯的案子就是今天审吗?”

    吕琦立刻应声说道:“是的,陛下。这个时候应当已经开堂审理了吧。”

    朱由检走回了桌后重新坐了下来,口中说道:“派个人盯着,把审案的经过,每两刻钟向朕报告一次。”

    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号称三法司,掌管着大明的司法大权,为了便于共同办案,这三个衙门也是紧紧相挨着的。

    同其他朝廷主要衙门就设置在皇城承天门外不同,三法司衙门远在皇城的西面,甚至过了宣武门里街,被赶出了西长安街的范围。

    这固然有防止三法司同朝廷其他各部相处的关系太过深厚,私下联结毁坏国法,对抗皇权的意思。同时也是皇帝忌讳,主官刑杀的三法司离皇城太近,冲撞了天子之气,有损国运的意思。

    隔着宣武门里街,东面是一条宽敞的黄土大道,路口有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木牌楼,这还是永乐年间所建,牌楼匾额上书“瞻云“两字,传闻是姚广孝所书。

    这座被称为西单牌楼的建筑,同东面崇文门里街上的东单牌楼,刚好一东一西把东西长安街遮蔽了起来。

    不管是东单牌楼还是西单牌楼,下面都有军士和锦衣卫驻守着,东西长安街是不对平民开放的。

    东西长安街虽然长度不足8里,但是京城百姓都习惯称之为10里长街。长安街宽约14、5米,两侧虽然有不少曲折通幽的胡同,不过胡同之内住着的都是官员、勋贵。

    和西长安街隔着一条宣武门里街相望的街道,便是三法司所在的刑部街了,这条街道大约为长安街宽度的三分之一,也就4、5米左右。

    因为三法司衙门在此,因此街道两侧胡同内住了不少三法司的官员,平日里少有平民百姓经过。

    刑部街的西口是鹫峰寺,因为这里距离三法司不远,一些囚犯家属探监之余,常常来此地上香求佛,香火倒也不差。

    不过即便如此,刑部街上一般除了三法司的官员之外,其他百姓并不愿意在这条街上多做停留。

    但是今天显然是一个意外,京营军士和阳武侯打官司,皇帝还恩准任何人都能到场旁听,刑部官员不得阻拦。

    因此刑部大堂前方的院子里,倒是挤满了京营的军士代表同喜欢瞧热闹的京城百姓。

    为了不让这些百姓拥挤进大堂,发生踩踏事故,刑部尚书薛贞同意了下属的意见,把公案移到了大堂入口的台阶之上,如此一来原本观看审案的人群终于安稳了下来。

    三法司的官员高高就坐在台阶之上,台阶下左边跪着7名军士,右边跪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,而在大堂台阶的下手右侧,阳武侯一脸冷漠的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。

    刑部尚书薛贞坐在正中,大理寺卿潘士良在他右手,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、御史姚士恒则坐在他的左手。

    薛贞对于眼前的案子深感头疼,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闲人面前进行三法司会审,这案子的案情其实非常简单。

    小旗吴化良的弟弟同小旗董卫贤之女董双喜有婚约,这董卫贤原本有一子一女,但是去岁冬天儿子受寒生病,治疗了近两个月都没好转。

    虽说董卫贤在军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军官,但是京营粮饷早就被军官和勋贵们拦截了大半,他也不忍心按照常例先扣除自己的足饷,再分发手下兵丁的粮饷。

    因此董卫贤家中日子过得也就是一般,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。现在幼子久病不愈,这接连不断的医药费很快就让家里败落下去了。董卫贤不得已之下,就通过顶头上司王总旗,向阳武侯家丁出身的把总许恒借了20两银子。

    结果到了今年春末,幼子终于还是没有扛过去,不幸病故了。董卫贤的妻子气急攻心之下,不过几天也跟着幼子离世了。

    董卫贤强撑着找人把妻、子下葬之后,终于忍不住哀伤倒下了。

    董卫贤这边刚刚染病不起,那边许恒就派人上门来收债了。董家是京城大兴土著,在崇文门外有一间小四合院子。

    崇文门是外地客商入京的税关,有些客商并不会一下子就把货物运进京城,他们会在外城靠近崇文门的地方借租个院子作为仓库,然后看销售情况再调运货物进城,或者干脆就在外城交易,以逃避税收。

    董家的房子虽然不大,但是位置很不错,因此不少商人就常常把货物寄放在他家,一年也有20余两银子的进账。

    如果董卫贤不是常常接济手下的军士的话,他原本也不必去借把总许恒的高利贷了。

    然而世界上毕竟是没有如果的,且当初董卫贤借钱太过急切,也没注意这借钱的利息的是多少。

    结果借钱不到半年,欠债就翻成了100两。董卫贤自然是拿不出这许多银子,因此想要以房产抵债。

    明代房价一向不高,他这所房子市场估价大约在120两上下,董卫贤自知惹不起把总许恒,情愿作价百两抵消债务。

    原本许恒派来收债的一名亲随估量着董卫贤的身家,已经没有油水可捞了,准备就此答应以房子销账。

    不合让他遇到了外头抓药回来的董双喜,看着这名俏丽的少女,这位亲随不由口头上调戏了几句。

    结果被吴化良的弟弟吴化奎刚好听到了,两人一言不合之下殴打了起来,这吴化奎年轻力壮,又跟随哥哥常年习武,居然把许恒的亲随给揍了一顿。

    这后面的事就很老套了,想要报复的亲随在许恒耳边进了谗言,于是仗着有阳武侯撑腰的把总许恒,就干脆房子也要,人也要了。

    董卫贤被赶出了房子,而董双喜则被许恒卖给了翠红楼,这翠红楼正是阳武侯门下另一家奴赵鸿升出资开设的。

    董卫贤被丢在大街上后,被吴化奎带回了家修养,但是董家的遭遇顿时引起了,吴家两兄弟及董卫贤手下几名军士的愤怒,他们一起谋划着想要救出董双喜。

    然而翠红楼位于京城内城的黄华坊,这里是达官贵人往来的高档娱乐场所,平日里守卫森严。区区几个穷军士,连翠红楼的门口都进不去,谈何解救。

    直到京营兵变,他们认为机会来了,刚刚病愈不久的董卫贤和吴家兄弟,带着4名相交深厚的部下,趁乱冲进了翠红楼,把女儿董双喜抢夺了出来。只不过他们运气不好,出来时撞见了平乱的部队。

    在京城之内劫夺妇孺,按律应当判处死刑。但是根据这件事背后的故事,也可以从轻发落,比如发往边境戍边。

    如何审判,这正是让薛贞头疼的事。堂下围观听取案情的百姓和军士们,对于董卫贤和吴家兄弟几人都深表同情,但是他们也只敢窃窃私语不敢出声罢了。

    毕竟站在这几名军士对面的,是一位权势显赫的侯爵。而且按照欠债还钱的民间观念,虽然许恒做的有些过分,但并不是毫无道理的,谁让你向别人借钱还不上了呢。

    而董卫贤虽然值得同情,但是这翠红楼跟他可毫不相关,他这么带人进去抢夺了女儿出来,的确也是犯了王法。

    当然出于同情弱者的本能,这些百姓还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从轻发落董卫贤几人,如果能让父女团圆就更好了。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心里知道,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    薛贞做事一向以陛下的意思为准,但是这次崇祯并不想落下什么话柄,只是告诉他要秉公办事。在崇祯向来,一个在军营中放高利贷,并逼良为娼的勋贵,已经不需要他再暗示什么,才能判断是非对错了。

    然而崇祯忘记了,他的价值观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唯物主义教育。而在大明某年,甚至于连基本的儒家道德,这些士大夫们都已经守不住了。

    在大多数的官员眼中,大明之民是指官员、缙绅、勋贵和有产业的地主,至于普通的军士和百姓,并不在他们认可的民这个概念之中。

    阳武侯既然没有直接进行放贷和掠夺民女为娼,在薛贞眼中就和这件事无关,而且许恒已经在京营兵变之后消失了,理论上这就是件无头案了。

    去掉了这件案子高利贷的部分,从翠红楼中抢人论起,这就完全是董卫贤几人的罪过了。毕竟翠红楼是从许恒手中购买的人,而不是从董卫贤家中抢夺的人。

    薛贞不由对着右边的大理寺卿潘士良问道:“潘正卿,你对这件案子是什么看法”

    虽然内阁改制方案中,大理寺同刑部终于平级了,且掌握了案件最终审核权,但是现在毕竟还没有落实下来,且薛贞的资历也比潘士良老的多,因此他并不敢怠慢。

    不过潘士良虽然还保持着之前对薛贞礼节上的尊重,但是说出的话语,却变得很有自己的主见了。

    “…本官以为,这董卫贤几人参加兵变在前,劫掠人口在后,实在是罪无可恕。主犯当论绞,从犯可发往九边效力。”

    薛贞听了脸上到没什么表情,他随即又转身向左边的右副都御史楊維垣问道:“那么杨副都御史,你又怎么看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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