片刻后,适拿出一本索卢参这几日编纂的西行过义渠禺知的见闻风俗。

    从义渠到禺知,一路上并非荒漠,真正到荒漠也至少也道过了黄河之后。

    这些见闻此时对于秦国而言算是无价之宝,但是对于其余别国来说,却属于只能看却不能用的内容。

    这本小册子,适送给了吴起,并没有送给此时官方级别更高的那几名叛墨。

    这时候,献图献册于君侯,都有封赏,也是进身之阶,想来以吴起的名声用不到这东西当做阶梯。

    只是终究适和叛墨之间存着一些疙瘩,背叛者最难被原谅,因此宁可将这些东西给一个“外人”,也不可能给那几名背叛者。

    除了这些之外,适又拿出一本小册子道:“这是墨家众人以天志为依,所提出的一些在秦地变革的想法。如按墨家之义,这里面的内容都不是全对的,但是想来秦君既揽叛墨,也不会用墨家之义。”

    “临火灾而骂,不如抱盆去救。虽不能灭火,却至少尽了一份力。这里面的东西,是在你们能够接受之下,又能让民众更加得利的策略。”

    “铁器之术,我们可以派人去秦地,以行变革。但有一样,秦地的文字必须是用墨家以及天下市井间通用的这种文字。度量衡亦然,若不能,墨家则认为秦地得铁器不能利天下而只能害天下,必以为敌,且不能修建铁炉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制度,正是鞭长莫及,那就另说。”

    吴起接过,随意翻看了几页,点头道:“正好合用。若秦君亲见,也必能答允。”

    适微微一笑道:“如此就好。若秦君向西,公成大业,也勿忘施以仁义。”

    吴起也笑道:“仁义之说,儒生常谈。墨家如今也谈仁义?”

    适摇头道:“此仁义非彼仁义。如义渠之俗,死而火葬,义渠以为‘孝’,于中原则为‘不孝’;如桥夷之俗,烹其长子以纯血统,桥夷以为善,中原以为恶。”

    “墨家自有墨家的仁义勇,如寻常人的勇,在墨家看来不过是五刑之勇、渔樵之勇。如聂政刺秦,长虹贯日以绝秦祭河伯之祀,此为君子之勇。”

    “儒家之仁,谓之克己复礼。墨家之仁,谓之爱己。爱人如爱己,是为兼爱。”

    “自己因为私利而伤害别人时,其余人也可以因为各自的私利伤害你,是以需要每个人出让一部分权利,以成公权维持自己不被他人伤害。不被伤害,这是爱自己的基础,是以集众义以行公权,是为墨家的仁的基础,而非克己复礼的仁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义,自不必谈。义之大者,利于天下。”

    “墨家之仁义,总有一天会通行九州,响于诸夏,儒墨之争,亦是争于仁义。争取仁义,便是争对天下人事的评价。”

    “尝有人说,杨朱利己,是无君也;墨家兼爱,是无父也……这里面没说杨朱和墨家坏,只是说无君无父,因为无君无父在以往的规矩中就是大逆、大坏,坏已经不足以形容。”

    “可若是将来一日,墨家的仁义传于天下,以为天下之上流而非下流,这无君无父,我看未必就是什么坏词嘛。说不准还有人以此为荣,以无君无父自称,以彰显自己利天下之义,做汤武革命之先驱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些,适才真正算是以墨家这个学术团体二号人物的身份来评论这件事,即便仲尼已逝、墨翟长辞,儒墨之间仍旧死敌,可以夸赞仲尼,但是对于儒家的学说必须要站在墨家的角度上批判,这是个原则问题。

    容不得和稀泥,更不能伪装为“理客中”,除非适不想做巨子了。

    儒墨之争,在正常的历史中,到后期墨翟去世后已经达到一种极为尖锐的地步。

    原本双方都已经展开了全面的人身攻击,墨子存活时尚且可以称赞仲尼而非议儒家,可等他一去世,双方的矛盾势如水火。

    以至于就是直白的人身攻击,尤其是《非儒》中,开创了贬斥孔子的先河,不称仲尼,不称孔子,而是一律称之为“孔某”,这种带有一丝人身攻击蔑视的称呼也一直流传到了后世。

    适看着吴起,半开着玩笑道:“儒墨之争,其实于公也大有关系。若是儒家之仁义为天下主流,你的后世评价,多半不好。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、贪名好色,这十二个字的评价怕是要占全了。”

    这样颇有些打人打脸的话,吴起却不恼怒,哈哈大笑道:“这倒也是。”

    “如你所言,我若得义渠禺知,通商路、教万民、同文字、定律法、易风俗、一仁义、兴水利,反倒在你们墨家的评价中,尚能落个好名声?”

    适也哈哈大笑道:“子墨子言,惟害无罪,犯禁方为罪。正确的仁义勇智的评断基础出来之前,便是犯了错,那也不过是局限之下无可奈何之举。”

    “如我墨家之索卢参,入墨之前,狡诈无双,傲贵而不忍下,诈贵以济穷贫。但是随着墨家道义的发展,他终于知道到底做什么才算是利天下之举。”

    “在墨家的道义总结出来之前,他可能也怀着对旧世不公的愤恨,想要改变,却找不到出路。此谓之局限性。”

    “将来若墨家之义行于天下,评价你,能够在你做的那些墨家认为并不有利于天下的事上,加上一句历史的局限性,那便是极好的夸赞了。”

    吴起听着这番话,面露微笑,点头道:“愿是如此。能得墨家的夸赞,却不容易。”

    “当年文侯问于李悝我何人也。李悝回文侯,说我吴起贪而好色、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及也。你所谓的这个局限性,便是然之意?”

    “若那些事成,便说我吴起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之事,然也做了许多害天下之事?”

    适摇头笑道:“是……然,因为历史的局限性,做了许多害天下的事。”

    吴起大喜道:“这便有了些意思。如李悝当年论政,言:雕文刻镂,害农事者也;锦绣纂组,伤女工者也。农事害,则饥之本也。女工伤,则寒之原也。饥寒并至,而能不为奸邪者,未之有也。男女饰美以相矜,而能无淫佚者,未尝有也,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。”

    “我观泗上之政,民益丰足,饥苦少见,我曾以为李悝的这番话,是对的。那么以您来看,这些话的局限性在哪哪?”

    李悝的这番话,算是魏国变法的“主义”,这是正常历史线上影响秦国变法内容的根基,毕竟商鞅曾经做过公叔痤的中庶子,思想受到了李悝的影响极大。

    这番话就是说,人民饥饿的根源,是因为兴土木;人民寒冷无衣的根源,是因为都去纺丝绸得利而不去织布。而这些又是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源,所以要禁技巧,只让国人男耕女织小农经营。

    吴起不解的就是他觉得李悝的这番话有道理,可是在泗上看到的事实又觉得墨家根本不是实行这种政策,但是泗上的富足又远胜魏国变法最深的西河,他想要知道其中的根源。

    适想了想这番话,郑重道:“因为劳作创造财富。雕文刻镂,是因为世卿贵族无偿地占用了民众的劳动;锦绣纂组,是因为麻布贵族不买,而能买得起麻布和锦绣的只有贵族,所以民众自然锦绣纂组。究其根源,是因为世卿贵族掠夺了民众的劳动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如同,刺人而杀之,季充君认为杀人的是兵器,他只是看到了表面。而墨家则认为,杀人的是人。”

    “人人求利,若世卿贵族不做蠹虫,那么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,胜余耕种,证明粮食丰足,人们求利便去做。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,远不足于耕种,若无强制,岂有人去做?”

    “根源不解,却去改变表象。时代转变,铁器牛耕已兴,却用世卿贵族时候的亩产去考虑政策,这不正是楚人渡江落剑而刻舟之事吗?此季充君之一谬也。”

    “再如泗上,粮价日贱,农人思变业。做锦绣,数倍其利。缘何?因为粮食日足。”

    “故子墨子言:食必常饱,然后求美。衣必常暖,然后求丽。居必常安,然后求乐。为可长,行可久。先质而后文,此圣人之务。”

    “世卿已常饱,故而求美;君侯已常暖,故而求丽;王公已常安,故而求乐。这没有错。”

    “错的是,天下人口千万,缘何常饱、常暖、常安之人才那么少?这是根源,解决了这个问题,能够使的天下人求美、求丽、求乐,此方为利天下。”

    “子墨子自苦以极,是因为世人不饱,故恶求美;世人不暖,故恶求丽;世人不安,故恶求乐。”

    “却从不认为,求美、求丽、求乐是错。他只是认为天下只有少数人可以求美丽乐是错。”

    “不去解决天下少数人能求美、求乐、求丽,却寄希望于天下人不饱以求饱、不暖以求暖、不安以求安,此为季充君之二缪也。”

    “先质而后文,需求有层次,物质满足是追求更高满足的基础,此为天志,不可违背,顺之无误。是质而后文,还是不质求质、非天下文?此番言论,请公细思。”

    吴起念叨着先质而后文这几个字,猛然道:“卜子曾问孔子: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何谓也?孔子曰:绘事后素。曰:礼后乎?孔子曰:起予者商也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看来,先质后文,绘事后素。竟如《系辞下》之辞: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。”

    适不置可否,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。

    想要回答就必须谈礼后乎,到底后乎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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