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中正小心地隐藏自己的存在,恨不得融化在空气中。但他也算当事人,这事儿无论如何也逃避不过去。

    皇帝看过《时事新闻》之后还算平心静气的,但是立刻询问他报上访谈中所说的事情,并让他仔细讲了一遍。结果越听,皇帝的脸色越难看,最后已经因为愤怒微微扭曲了。

    他也是久在皇帝身边,也没少读书,自认为能够理解皇帝的愤怒。

    皇帝最怕的是什么?就是被人质疑统治的正当性。

    若是辽国君臣质疑大宋并非并非大唐之后的正朔,那么赵官家还可以不理会。因为本来就是敌国嘛,两国相争,争夺正统地位是必然的,早就有思想准备了。赵官家还可以对百姓说:看,这是蛮夷乱我中华之计。

    若是一个大宋的汉人质疑大宋并非大唐之后的正朔,那么自然可以判个谋反或者大不敬罪。就算不杀头,随便丢到哪里去就能让他从此消失。眼不见心不烦。

    但是燕云汉人质疑大宋的正统,那么赵官家就比较烦了。从血缘上说,那些都是大宋朝廷承认的汉人,自然不是蛮夷。但是这些人又在辽国,没法消灭啊!这种来自同族,又无法掩盖的质疑,即使是来自辽国的,也让敏感的赵官家寝食难安。

    而皇帝更应该恼火的是,你们这些大臣不是一直在给朕讲,只要王师一入燕云,汉人百姓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吗?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,反而是人家根本就羞于认大宋是一家人。原来,你们都是在骗朕啊!每年花那么多钱,养你们这些废物作什么呢?

    幸好,皇帝涵养好啊,最后终于没有发火。在沉默了半天之后,皇帝才说了一声:“召李不弃觐见。”

    王中正心里长舒一口气。在他看来,李不弃不管什么事都有办法,只要他来了,定能解了皇帝的郁闷。

    皇帝并没有在崇政殿接见李不弃,却命人把李不弃带到天章阁。

    天章阁是收藏保存宋真宗遗物的地方,也是个很敏感的地方。因为赵祯在庆历改革前,就是召富弼、范仲淹等大臣,开天章阁、陈设笔砚、赐坐以待问治国之计的。此后才有范仲淹作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上疏仁宗“明黜陟、抑侥幸”等十件事,作为改革的纲领。

    李不弃被领到天章阁时心里打鼓:是不是把皇帝刺激过头了,他这是又要来一次改革么?这玩笑可就开大了啊!

    李不弃拜见皇帝之后,皇帝却转身来到太祖、太宗的画像前,仰头看了半天才说:“朕第一次见到不弃才不到十年吧?想不到不弃的学问已经不同凡响了。看了你对天下之利的分析,朕才知原来国家应该有这么多事要作。看来这‘垂拱而治天下’的意思,朕以前理解得却是错的。”

    李不弃忙说:“垂拱而治天下,自是君子所望,只是臣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君王和食俸禄者却要对黎民负起责任。不然上下皆垂拱倒是都清闲了,可该作的事不作,把家业吃光,最后天下便乱作一团,只有鼎革一途。那是败家子的行径。”

    赵祯点点头说:“是啊!其实朕也看得清楚,这事儿,是不得不做的。只是每行一事,往往天下骚然,奈何?”

    看来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庆历变法失败的阴影,李不弃只好给皇帝解说:“臣说君子治国,在知利害的同时,做事不但要务实而且要有做事的术。作同样一件事,术不同,有成事的有败事的。治大国若烹小鲜,治大国更需要行事有术,才能趋利避害。”

    赵祯从小就被教育作皇帝要“重道轻术”,听李不弃如此重视术就问:“术真有如此重要吗?”

    李不弃郑重说道:“比如隋炀帝,征高句丽、挖运河把国家弄垮了。可是唐朝也三征高句丽,也开挖运河,但是国势却蒸蒸日上。这就是有术、无术之别。我朝立国已近百年,臣以为在开创昌明盛世的同时一些积弊也陈陈相因,如沉疴日久,要解决这些问题,只论道是不成的,必须务实研究,运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。这便如要治沉疴需要更加小心翼翼的下药。医术差的往往针对病因下猛药,但是因为久病体虚,病未必见好,经常是人却没了;医术高明的却是或先治标后治本,或却邪同时要扶正,缓缓图之,虽然花费的时间要长些,但是总有病好的一天。”

    赵祯原本也是想做事的,不然不会逼着范仲淹给他出谋划策进行改革。但是他完全没想到刚一改革,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激化到让他心惊胆战的程度。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范仲淹,停止改革。

    改革的失败不但给了他巨大的打击,而且让他彻底陷入了彷徨。他发觉过去他学的东西似乎不对啊!老师们从小就教导他,他是皇帝,只要站在大义名分上,振臂一呼,就该天下莫不景从。可是这次改革无论是出发点,还是范仲淹的十条纲领,在他看来绝对符合大义,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呢?此事后来他反思多年都不得要领。现在李不弃说要务实重术,他觉得眼前一亮,立刻把李不弃当做了一根稻草。

    赵祯立刻问:“若是务实、重术,那么便可治国朝积弊了么?”

    李不弃说:“臣以为要治国朝积弊必须有点条件。”

    赵祯问:“是什么?”

    李不弃说:“首先对每项弊端要有深入的研究,不止要知其弊,而且要知道它如何产生,用什么方法改革。其次,要根据清理各项积弊的轻重缓急作出计划,先改什么,后改什么,什么时候改,如何改都要大体有数。最后,不可操之过急,不可贪一日之功,但要持之以恒,如润物细无声一般。臣以为国朝还有时间解决这些积弊,只要慢慢作,不断作,总有一天可以积弊尽除。”

    赵祯就是没作过什么实事,虽然经受过几次打击,但是仍然保持着天真。他一听到李不弃说终有一天能够积弊尽除,立刻心情便阳光灿烂起来,急不可耐地说:“不弃与朕仔细分说该如何作?”

    看看赵祯在庆历改革时的行事风格,李不弃可不敢对这位皇帝合盘托出自己的计划,但是有些事情让皇帝来做那可比自己作要容易得多。让皇帝作哪些事呢?这个需要好好斟酌一番,可别象范仲淹一样让这个皇帝给卖了。

    而且皇帝在天章阁这么个敏感的地方单独召见自己,这事儿一传出去就得在朝堂上引起各种猜测。李不弃可不想为了不可靠的皇帝给自己拉莫名其妙的仇恨。他想了一下说:“这事儿臣要仔细斟酌一下。容臣明日再与陛下详细说。”

    皇帝现在如百爪挠心恨不得现在就把李不弃脑袋掏空,但是看李不弃郑重的样子,也只得说好。

    李不弃却又说:“臣所说只是包希仁大都知晓,臣请明日陛下一同召见包希仁,臣的建议若是有什么不妥之处,也好与包希仁一同斟酌。”

    这个要求有些奇怪,但是赵祯还是答应了。他也知道包拯是个方正的性子,不该说的绝对不会随便说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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