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,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。其实推崇王学的人,未必真正淸楚新学的真实内容,而信奉程学的人,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。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。
    到了靖康之后,随着赵构继位,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,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,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,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。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,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。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,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。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,赵鼎当政的时候,虽然曾活跃一时,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,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。等到秦桧当政之后,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。政治对学术的压制,可见一斑了。
    而直等到秦桧死后,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,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,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,在绍兴以后,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,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,而不当一切摒弃,在张浚之后,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。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,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,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。
    赵忱继位之后,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,不偏不倚的态度。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,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。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,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,有时听完就走,偶尔发言,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。
    不过在赵忱心里,还有所偏向的,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。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,没有那么多顾忌,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,文章材学不算出色,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,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。
    如朱熹和二陆有关“教人之法,成德工夫”的论战,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,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。
    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,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。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,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,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,了解历史,了解天下,那么“发明人之本心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从这一点看,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。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,只能成为苦读死书,寻章摘句的书呆子,循规蹈矩,墨守旧成的腐儒。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。
    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,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,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,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,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,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。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,双方互相借鉴,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,做出了一定的改变,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。
    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“王霸义利”之辩时,杨炎曾道:“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,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,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。”
    赵忱有些奇怪道:“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,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?”
    杨炎道:“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,因此在他看来,所谓修行之德,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,非圣贤而即禽兽,內无妄想,外无妄动,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。从大道理来说,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,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,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。”
    赵忱笑道:“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,又有什么不好吗?”
    杨炎苦笑道:“不是不好,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。如果人人都是圣贤,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。只是在现实中,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?古往今来,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,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,贪生怕死,贪财好利。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,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。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,唯有动之以利,止之以法。因此朱熹的观点,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,所追求的终极目标,到是可以值得称道,但作为整个朝廷,天下的行为准则,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。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,做一套,糊弄世人罢了。”
    顿了一顿,杨炎接着又道:“放眼二十朝更替变化,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。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。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。”
    赵忱沉吟了片刻,尽管从传统的思想和说法都把上三代说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,而且把“德比尧舜”做为对皇帝的最高评价。但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清楚,所谓的上三代其实更像是一个传说,既没有有据可查的史料记录,也没有可以证明实物证据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各家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,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,编造出许多上三代的故事来,在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,几乎达到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。
    因此在司马迁写[史记]之前,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更像是神话的故事。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,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,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。但[史记]写成的年代,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,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,很难说在[史记]中记载的上三代,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。
    而在秦汉以来,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。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,曾自比为唐太宗,而王安石却道:“陛下当上法尧舜,何必念极唐太宗。”神宗也不禁道:“卿可谓责难于君矣。”
    杨炎接着道:“而陈同甫之说,却是切中实际,针对时事。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,恢复失地,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,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,行霸者之道,求实利于天下。”
    赵忱点点头,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如果是天下统一,社稷太平,讲讲道德论论天理,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。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,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,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,不进自退。
    如果按朱熹的说法,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,克己复礼,则财用自足,中国自强,天下归仁。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,不仅赵忱不信,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。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,只有倡农桑之厚、矿山之产、商贾之利以资国用,治兵甲,选将材,修城池,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,行霸者之道,以求功利,才是收复失地,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。
    赵忱又问道:“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,如果凡事不论道德,只问后果,不计手段,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?诚如陈博良所言,便是‘上无兢畏之君’了。”
    杨炎摇摇头道:“陈博良所说的,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。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。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,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,只在于能不能坚守,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。何况陈同甫所说,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,为所欲所。而是不能放开功利,而去一味追求道德。”
    赵忱又问道:“那么按姐夫的说法,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,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,又当如何来选呢?”
    杨炎道:“那就看孰大孰小了,舍小德而求大利,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。比如唐太宗,是弑兄逼父而上位,从道徳层面上来,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,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,却能够开明致治,体恤民生、纳谏如流,设六学以教化,兴科举以选材,薄赋敛以养民,修唐律以明典。遂使政通人和,国家太平,天下大稔,百姓安居乐业,蕃夷朝圣来供。才有贞观大治。故此唐太宗虽然失德,失的却是李氏一家之小德,而求利却是大利于天下百姓,故此仍可称为一代贤明之君。试问如果这样定四海、安万民、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是“有德君子”,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“有德君子”了。”
    赵忱又点点头,也许唐太宗在道德上,还有指责的地方,但他所建立的功业确实以经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一个标尺,事实上在唐太宗之后,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。对于赵忱来说,能够做到唐太宗那个地步,以经就能够满意了,至于尧舜禹汤,还是算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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