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原名叫陈柏青,接上级指示卧底贩毒集团内部后,改名为萧龙,陈柏青太斯文,也为避嫌这个“陈”字,便随了母姓。
    我的母亲萧雅是上海知青,细眉凤眼,刚到云南时梳着两条油黑的大辫子,后来剪成了短发,额前一溜齐刘海,皮肤特别好,怎么个好法,你吃过奶油蛋糕吧,用刀从当中切开,是芯子里那种鲜甜而湿润的白色。
    西双版纳锦洪县有个东风农场,种植了大片的橡胶林,她就在那里和其他知青一起割橡胶。烈日当头,每个人晒得跟黑煤球似的,我母亲反倒越晒皮肤越白里透红,汗珠子顺着细绒的毛孔往下滴,如何形容呢,像剥了壳汁水四溅的鲜荔枝?好吧,容我表达的匮乏!
    当时喜欢她的男知青很多,明里暗里追求,我母亲不为所动。直到某个晚上在广场看露天电影时,她那些天身体不适,总咳嗽,还闹肚子,只得找个灌木丛钻进去,正逢公安局几个禁毒警察在执行抓捕任务,怀疑她是毒贩的同伙,不由分说铐了带到公安局,由禁毒大队的队长亲自突击审讯,审了整夜发现大概率抓错人,农场干事一大早又带来证明信要领人,这才知道摆了乌龙。
    我母亲哪经得那审讯的阵仗,连唬带吓回去病情加重,高烧不退,昏沉沉被人背到医院,诊断是肺炎需住院观察,这期间一直有人给她洗手擦脸喂饭递水吃药,甚至大半夜挂瓶滴完叫护士也不懈怠,等她清醒后,才知道这几日病床前不眠不休照顾自己的,竟是那位禁毒队长。
    禁毒队长名叫陈云洲,二十八岁,毕业于刑事警察学院,懂行的都知这所大学有多难考,出来的学生在刑警界也是抢手货。他毕业后自愿选择到云南的力昔县公安局加入禁毒大队,不出叁年因出色表现,破格晋升为禁毒队队长。
    力昔县境东和南被老挝半包,西南隅与缅甸仅隔一条澜沧江,每年四到六月份是罂粟的开花季,朝江那岸眺望,入目的灼灼红色摧枯拉朽一直烧满七百多公里国境线,这里是禁金叁角毒品流入国内的第一门户,也是贩毒集团最凶残,斗争最激烈、形势最严峻的战场。
    我母亲对那晚审讯的手段仍心有余悸,看见他自然又怕又厌,没个好脸色懒得理睬,他也不多说什么,默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晚上会在床边打地铺,医院里其实是禁止通宵陪护的,对他算是特殊照顾,我母亲出院的那天,他却没来,听说出任务去了。
    我母亲并不在意,天天照样割她的橡胶,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打算考大学,直到年底农场举办春节晚会,除了她们知青和当地工人,农场的大小领导也都陆续来了,坐在舞台最前一排观看演出,整个礼堂乌泱泱挤满无虚席,她在台上和傣族少女一起跳孔雀舞时,无意瞥到他竟也在,端坐领导当中,聚精会神地看着她跳舞,她当即手脚都硬了。
    等我母亲跳完舞换好衣服坐到原位上,他已经离开,晚会结束回到宿舍里,床上摆了一大包零食,一块用盒子装的蓝色镶金丝纱巾,还有一束鲜花,韩梅已经替她插进花瓶,摆在窗台前,也不知是什么花,出奇的香。
    送东西的人没留下姓名,但我母亲直觉就是那个禁毒队长送的,当然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、莫名其妙的精准。再后来便隔叁岔五会有东西和花送来,唯独不见人,可能是吃人嘴软、拿人手短的缘故,最终还是我母亲按捺不住,请假一天,脖颈上系着那块蓝纱巾,坐汽车往力昔公安局亲自走一趟。
    至于那趟俩人见面发生过什么不得而知,母亲没有提过,毕竟我和她分开时才十岁,谁会跟个半大点的孩子讲风花雪月,讲也听不懂。
    总之他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,也因为陈云洲身份的特殊性,要知道毒贩的凶残狠辣远远超乎常人所想,对于禁毒警察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,连带警察的家属也成了恐吓和报复的对象,为了安全和保护彼此,他们的关系是隐密不被公开的,这样相处一年后,母亲意外怀孕,陈云洲向组织提交申请,经过同意,俩人悄悄的去领证,请禁毒大队的同事吃顿饭,就算是正式结婚了。
    母亲此时也不适合再在农场割橡胶,她被秘密调到力昔县一所小学里当内勤,并在离学校周围租住下单元房,附近不远就有一家中心医院,来往便利,次年的时候生下了我。
    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的面貌是模糊而不具体的,这怨不了我,他常年在外,回家的日子短而少,所以每当我开始要亲近他时,他就又走了,但也很奇怪,你说孩童不记事吧,我偏又记得些事,应该是叁岁那年,有天半夜里都睡下了,忽然听到咚咚敲门声,母亲披衣下地去开门,纱帐匆忙间被扯开一条缝隙,我也惊醒了。
    片刻后,母亲搀扶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、走进来坐在沙发上,她不晓给谁打电话,挂掉又去端热水拿毛巾,帮他脱了衣服清洗,没过多久,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,提着药箱,继续替他止血包扎伤口,待他们处理完走后,我才听见母亲低低地哭泣,那男人叹了口气,伸手揽住她的肩膀,挺温和的说:“哭什么!我还没吃晚饭,想你包的菜肉馄饨了。”
    母亲胡乱的擦掉眼泪,起身去下馄饨,男人靠着沙发闭眼休息,我虽然不认识他的样子,但对声音却很敏感,他是我的父亲,我记得他的声音。我也讲给你听过,你压根不信,还大大嘲笑了我一番,说我撒谎都不会,或者除非叁岁的孩子有超能力。
    不信就不信吧,你这个女人我也是无话可说。
    或许正因为如此,我对父亲新生出一种莫虚有的恐惧,在以后的岁月中,每趟母亲说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时,我的心就忽的提到嗓子眼,怕他血淋淋地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    但是那种情景后来并没有发生过,哪怕父亲身上有伤也是处理好后才回来。
    还是说回我的母亲,从农场调到力昔后,学校里老师挺多,男女都有,也热情和善,她却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,不冷淡也不亲热,除了公事很少说话,不聚会不应酬,下班就回家,买菜做饭看书,有了我后就悉心照顾我。
    她唯一的朋友,是在农场住同宿舍的韩梅,她也是知青。当时割橡胶每天有指标的,达不成就扣工资,我母亲这方面实在不行,韩梅人高马大,有力气,手脚也快,割完自己的再帮着母亲完成指标,后来还充当过一阵护花使者,因此俩人很快结下了革命的友谊,当时组织调母亲走时,也交待要和过去的人彻底做个了断,她没舍得和韩梅断,韩梅隔段时间则会跑来见面,这为日后埋下了祸根,当时谁知道呢,都是凡人,又没开天眼能预知未来。
    我以上所述大多是韩梅和父母及禁毒大队警察的只言片语,还有我的记忆拼凑而成的。
    我十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    容我去抽根烟,回来再讲给你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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