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作者:君朝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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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。世界观如果错了,就会造成思想禁锢,而禁锢的思想用于治世,就会使治世出现偏颇,甚至方向都错误。

    比如,董仲舒在学问发展上的世界观错了,所以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而“独尊”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儒学的自大,自大带来的就会是固步自封,最终造成的就是思想禁锢。

    比如二程的学说,在世界观上认为,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,这个世界的一切,都是从太极中来的。——名可秀认为,这个作为“宇宙观”是可以的,但作为“世界观”就有很大问题了。当然,儒家是将“宇宙观”和“世界观”视为一体的——名可秀认为,这本身就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按卫希颜的通俗解释,这就好比用*社会的世界观去指导封建主义社会的世界观……咳,太过高大上,其结果就只能是空想主义。

    二程以太极确立了“高大上”的世界观,那么如何认知这个世界观、也就是太极呢?——这就是方法论了。二程就说,太极只是一个“理”字,当你一旦通理,就明白了太极,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,可修身,可齐家,可治国,可平天下!

    那么这个“理”又是什么呢?二程说,“理”不能言之,需要你自己去思考,去想……

    那么,如何去思考呢?

    二程这回说得明白了,须得“格物穷理”!

    先说“格物致知”,这是儒家“大学”之道的基石。

    在先秦时代,“格物致知”这个词,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话,故用不着做什么解释。但是从汉代以来,由于先秦很多典籍遗失,可以说出现了文化断层,儒家对它的解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由此导出的方法论,可谓千差万别。

    以二程论,他们将“格”解释为推究、穷尽的意思。

    所以,二程洛学的方法论,就是穷理。

    那么如何穷理?二程说了,就是多读书讨论、应事接物。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。读什么书?儒家经典。因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,认为孔孟是掌握道的人,或者说孔孟就是道,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“孔孟之道”——当然这是大多数儒家,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这么认为,比如陈抟、苏澹这种传承自然易道的,就只将孔孟当成掌握了一部分大道的圣人,譬如老子、庄子,墨子等,他们认为也都掌握了一部分大道,总之一句话:“孔孟不是唯一,易之道才是天地大道。”

    因此,二程认为的格物穷理,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,体悟孔孟的圣贤之道。

    如果仅仅是修身齐家,那倒无妨。因为圣人是万世师表,照着学肯定是没错的。但是儒家是入世的,是要治国平天下的,是要解决人世间产生的种种实际问题的,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,比如治理黄河,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……

    这就出事儿了。

    像卫希颜这种不做学问的都知道,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,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。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。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,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。比如在春秋时代,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,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,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,不说现代,就是放在宋朝来看,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。

    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,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,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,怎么行得通呢?

    名可秀认为,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——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,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、找答案,然后照搬。

    这怎么行得通呢?

    而二程的世界观,来自于周敦颐,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《太极图》,源自于陈抟的《无极图》——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、格物致知、存天理、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。

    然而“太极”玄之又玄,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。否则,修“太极”大道的人那么多,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?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。正因为“太极”大道是“神”道,你悟透了,那就脱离“人”的桎梏了。就比如讲,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“太极”大道,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?——人就是“太极”“阴阳”的产物呀。

    所以,二程将“理”着落在“太极”这个“高大上”的世界观上,研究来研究去,都究不出这个“理”之所在。最后,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。因此,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、道二教的实用主义。

    这就糟糕了。

    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,作为宗教,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,养善修德是很好的,但不可用来治国。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,开放的,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,以及“本教之外非教”的封闭主义。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,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。学到最后,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,从儒经中去“格”出治国的道理——这怎么可能呢?

    稻谷是从儒经中“格”出来的吗?

    农具、水车是从儒经中“格”出来的吗?

    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?

    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?

    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?——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,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:它讲经世致用。而经世致用,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,切合实际。

    政治家治国,必须着眼于实际。百姓日用,也必须着眼于实际。都不能“不易者为用”。不随着时代变化,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,成为“死在沙滩上”的“前浪”。

    名可秀说,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?因为错解了《中庸》,“不易者为庸”。这就错到根子上了。比二苏都不如了,苏轼、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“激进害民”,而不是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。从这方面讲,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。如谯定的谯氏蜀学,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所以,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,但二人从易经中“格”出的“宇宙观”——准确地说是世界观,却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因此,名可秀曾对苏澹、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,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,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,体悟真正的“世界观”,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,建立正确的方法论。只有世界观对了,方法论才会对。就算出现错误,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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