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作者:君朝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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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,隔日早晚各吃两块,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,体恤庶民苦,范公执政方有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仁民胸怀——这个仁民可是只对士?”

    在卫希颜的记忆中,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,但在大宋时代,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,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,在大宋儒家心中,其地位还在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。

    所以,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,是很有代表性的。

    “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,天下皆知。儿孙衣着朴素,家无锦罗帷幔,高官之厚禄,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,无论是士,还是庶。其言教儿女曰:‘吾常忧恨者,汝辈不知节俭,贪享富贵。’”

    名可秀道:“因己身不慕富贵,不贪享受,故能利分天下,益及黎庶。”

    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,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,不兼并田产,不需要商利,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。

    “范文正公之后,君子廉俭以养德者,首推司马温公。”名可秀道。

    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。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,仅能遮风避雨,编著《资治通鉴》时,夏天酷暑难当,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,十分寒碜,被人讥为“穴处者”。居家生活,食不常有肉,衣不有纯帛,多穿麻葛粗布。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,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,一半接济亲友,自家只留温饱之用。他一生不纳妾、不蓄妓,只有妻子张氏一人。张氏没有生育,这在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时代,是件大事儿,张夫人急得要死,偷偷给他纳了妾,他送走了;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,他也送走了。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,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。后来,张氏去世,司马光因家无余财,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,才让妻子入土为安。

    可以说,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。

    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?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。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,“惟俭以养德”,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,哪有利益私心呢?

    所以,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。她说道:“范文正公之仁,在于体恤天下黎庶,故利分百姓,宽刑恕及庶民。王荆公之仁,在于国家富强,不受外侮,故为国富之故,可抑制削减精英阶层之利。司马温公之仁,在于天下安定,故倡国家俭用为德,维护稳定为上。”

    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,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。

    文彦博家用之奢,可说大宋有名,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,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司马光不图私利,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,如果这个阶层不稳,大宋就不得太平。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,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,造成大宋内部不稳,则外强必凌之。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,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,不要图利,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,不要图利,对百姓轻徭薄赋,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,于是天下就稳定了。司马光认为,天下稳定,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——乱世人命贱如狗。

    所以,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,将之斩示众,不是报复王安石,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——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,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。

    再说王安石,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。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,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,结果只有两张饼,一盘小碎肉,一锅菜汤,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,王安石觉得浪费,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。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,说王安石请客,估计没人愿意去了。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,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,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,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。真正的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

    卫希颜觉得头大,如范、王、司马三位,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——都是出于仁心。

    故名可秀道,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,他们的“仁”都没有错,都是尊奉“形而上为道”。

    “然,有仁心者,以仁治天下者,未必能将天下治好。”名可秀道,“何以言哉?一曰不守中,一曰不执平。天下如塔,各层皆有利益,若执仁不守中,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,都必宝塔倾斜。执平者,为平衡,公平。然公平非为均也……”

    公平是利益平均吗?当然不是。

    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,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?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,对“袁隆平”这些精英公平吗?——卫希颜认为,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,同样的,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,这才是公平。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,我干嘛去做精英啊。

    “国之终及,在乎公平。”名可秀道。

    国家的存在,就是为了公平。而保证公平,就要有秩序,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;否则,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,没有皇帝,没有大臣,没有精英,全都是一样的百姓——除非是大同。

    卫希颜私心认为,就算是真有大同,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,不可能都一样了。人的智慧能一样吗?人的贤愚能一样吗?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。

    名可秀论道:“儒家治世之终及,是大同。然在大同之前,是不同。故,施仁者,须‘不同’,又不可‘过’。”

    所以,为仁政者,必须承认“不同”,施政也要因之“不同”——利益要倾斜。

    但是,这个“不同”不能太过于“不同”——利益过于倾斜,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。

    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: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!三岁贯女,莫我肯顾。”

    这是《诗经》中有名的民谣,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。

    她又吟道: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禾田垅亩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,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

    这是道宗赵佶为政时期的民谣。

    殿内气氛变得沉重。

    名可秀声音清越,响于殿内众人耳边。

    “儒家讲君子不言利,但整个君子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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