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作者:君朝西
分卷阅读814
是秦汉魏,晋隋唐,乃至如今的南宋、北周,都是华夏王朝,这一点不变,盖因文明一脉相传。
名可秀声音一肃,“但是,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。”
那是五胡乱华时期,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,十室只余一二。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,唯冉闵率汉人奋起,为乞活而战,颁布杀胡令,歼灭三十多万羯族、匈奴胡兵,最终将氐、羌、匈奴、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——各自返还陇西、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,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,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,抢夺粮食,甚至人肉相食,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——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,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,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,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。
因冉闵的功绩,在建炎、建武初年,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“大帝”庙号,敬谥“高武”——纵观历代王朝,被后世王朝尊奉为“高武大帝”者,唯冉闵一人也,纵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亦不得之。
“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,故炎黄、华夏得以存续。然,诸胡外患可灭绝乎?吾等是否可断言,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‘五胡乱华’,辽、金之侵,危我华夏?”
卫希颜心道,不用五六百年,就她所知的历史,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?按秦瑟琳的说法,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,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,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;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,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,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,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,于是,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、崇拜起曾经称为“蕃”“夷”的外洋了——历史真是令人可叹。
“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,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?”
名可秀道:“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,多言魏武、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。此为只观其表,而未剖其里。国家致祸,如人之患疾,外因为端,内因为本。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——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,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,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;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——兵事废弛为其一,内政昏乱为其二,联辽攻金为其三。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,归根于君不明、臣不贤。昔三皇五帝时,治域不过几百里,民不过万,政简事易;商汤、周文武时,民口不过十万、百万;而今之天下,幅员万里,黎庶以千万计,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?——国家就坏在君主j□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。”
众人听到她说“国家就坏在君主独.裁”时,没有面露异色的。
在座这些人,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,对于皇帝的看法,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,提起天子、官家,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。
他们清楚,皇帝不是“天命择定”,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。但凡是人,就分贤愚,皇帝亦然。
而且,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。做官的,天南地北都能去,但皇帝不可能。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、亲征,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,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。而封禅、亲征的可能性为零。即使率土之滨、莫非王土,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,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。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,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,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,目睹苍生的艰辛。
但是这样的一个人,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,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。
所以,历朝贤明之君很少,昏庸之君多。除了道德不修外,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,故易为奸臣所欺瞒,做不了明君。
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,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。运气不好,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.望,或见事不明的皇帝,那就有乱政之患。对此,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。
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,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,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“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”、“人主不可以自用”、“崇儒纳谏,人主之大利”等意识,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: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不可独.裁和妄自尊大。如,宰相赵普对太祖言:“刑赏,天下之刑赏,非陛下之刑赏。”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。又如,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,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,谏官王贽直言指责:“一切出于圣断,有伤政体!”再如,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:“内外事多陛下亲批,虽事事皆是,亦非为君之道。况事有不中,咎将谁执?……此致乱之道,何太平之敢望!”明白指出,即使皇帝陛下英明,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,也是不对的,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,必将遗祸致乱。又如,赵佶诏令不经中书,便有御史上书责言:“事不出中书,是谓乱政!”……
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,与大宋两条祖制——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、“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”密切相关,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,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,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。这个“治天下”的具体表现,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,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,即:“凡废置予夺,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,而后见之施行。如有未当,给事中、舍人可以封驳,台、谏可以论奏。是以天下为天下,不以一己为天下,虽万世不可易也。”
所以,名可秀批评君主独.裁是国家祸乱之源,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——抑制皇权是真正为“士”者的共识。
“但是,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?”名可秀接着问道。
“与君权相对者,为臣权。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,也可能为祸江山——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,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,无不是臣权为大,以致篡朝改姓迭起,华夏战乱不休,民生凋敝,更使胡族坐大为患。”
众人不由心忖,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。甚至可以说,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,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,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——而这,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。
座中一些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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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秦汉魏,晋隋唐,乃至如今的南宋、北周,都是华夏王朝,这一点不变,盖因文明一脉相传。
名可秀声音一肃,“但是,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。”
那是五胡乱华时期,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,十室只余一二。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,唯冉闵率汉人奋起,为乞活而战,颁布杀胡令,歼灭三十多万羯族、匈奴胡兵,最终将氐、羌、匈奴、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——各自返还陇西、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,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,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,抢夺粮食,甚至人肉相食,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——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,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,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,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。
因冉闵的功绩,在建炎、建武初年,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“大帝”庙号,敬谥“高武”——纵观历代王朝,被后世王朝尊奉为“高武大帝”者,唯冉闵一人也,纵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亦不得之。
“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,故炎黄、华夏得以存续。然,诸胡外患可灭绝乎?吾等是否可断言,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‘五胡乱华’,辽、金之侵,危我华夏?”
卫希颜心道,不用五六百年,就她所知的历史,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?按秦瑟琳的说法,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,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,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;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,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,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,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,于是,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、崇拜起曾经称为“蕃”“夷”的外洋了——历史真是令人可叹。
“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,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?”
名可秀道:“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,多言魏武、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。此为只观其表,而未剖其里。国家致祸,如人之患疾,外因为端,内因为本。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——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,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,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;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——兵事废弛为其一,内政昏乱为其二,联辽攻金为其三。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,归根于君不明、臣不贤。昔三皇五帝时,治域不过几百里,民不过万,政简事易;商汤、周文武时,民口不过十万、百万;而今之天下,幅员万里,黎庶以千万计,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?——国家就坏在君主j□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。”
众人听到她说“国家就坏在君主独.裁”时,没有面露异色的。
在座这些人,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,对于皇帝的看法,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,提起天子、官家,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。
他们清楚,皇帝不是“天命择定”,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。但凡是人,就分贤愚,皇帝亦然。
而且,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。做官的,天南地北都能去,但皇帝不可能。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、亲征,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,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。而封禅、亲征的可能性为零。即使率土之滨、莫非王土,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,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。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,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,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,目睹苍生的艰辛。
但是这样的一个人,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,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。
所以,历朝贤明之君很少,昏庸之君多。除了道德不修外,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,故易为奸臣所欺瞒,做不了明君。
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,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。运气不好,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.望,或见事不明的皇帝,那就有乱政之患。对此,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。
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,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,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“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”、“人主不可以自用”、“崇儒纳谏,人主之大利”等意识,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: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不可独.裁和妄自尊大。如,宰相赵普对太祖言:“刑赏,天下之刑赏,非陛下之刑赏。”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。又如,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,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,谏官王贽直言指责:“一切出于圣断,有伤政体!”再如,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:“内外事多陛下亲批,虽事事皆是,亦非为君之道。况事有不中,咎将谁执?……此致乱之道,何太平之敢望!”明白指出,即使皇帝陛下英明,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,也是不对的,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,必将遗祸致乱。又如,赵佶诏令不经中书,便有御史上书责言:“事不出中书,是谓乱政!”……
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,与大宋两条祖制——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、“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”密切相关,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,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,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。这个“治天下”的具体表现,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,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,即:“凡废置予夺,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,而后见之施行。如有未当,给事中、舍人可以封驳,台、谏可以论奏。是以天下为天下,不以一己为天下,虽万世不可易也。”
所以,名可秀批评君主独.裁是国家祸乱之源,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——抑制皇权是真正为“士”者的共识。
“但是,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?”名可秀接着问道。
“与君权相对者,为臣权。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,也可能为祸江山——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,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,无不是臣权为大,以致篡朝改姓迭起,华夏战乱不休,民生凋敝,更使胡族坐大为患。”
众人不由心忖,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。甚至可以说,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,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,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——而这,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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