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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本书每100章,会有一次人物科普章节,从历史研究的角度,分析书中出现的热点争议人物,大家可以酌情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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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例:起点中文网《大汉第一太子》第0010章节:人物解读——周吕令武侯:吕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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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开篇部分,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‘吕泽’这个人物表达了不同的看法。
    有的同学说,吕泽在历史上非常牛逼,只是由于吕后驾崩后的诸吕之乱,而被史家上了春秋笔法;
    也有的同学说,吕泽就是个凭着外戚身份,被刘邦提拔起来的小舅子,根本没有多牛逼,不然为什么百官公卿表、开国功臣表都看不到吕泽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也没有他的身影呢?
    首先,我们需要明确一点:《汉书》中的绝大多数内容,都是以《史记》作为参考。
    而在研究《史记》,弄清楚吕泽的能力,以及在汉室开国前后的贡献、地位之前,我们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是: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,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史官。
    这一论点,我有以下几处佐证。
    其一:太史公笔下,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。
    在司马迁看来,冯唐、李广二人似乎是怀才不遇,没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,没能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高度,而且是被汉室的体制所压制。
    但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《史记》当中,我们就不难发现,冯唐、李广二人并非怀才不遇,而是自作自受。
    在《史记》中,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有一天,汉文帝刘恒的马车行走在道路上,遇到了冯唐;二人聊了几句,刘恒就感叹道:如果我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将领抵挡匈奴人,该有多好啊?
    听闻闻言,冯唐却丝毫不留面子的说:就算廉颇、李牧在世,也根本不会为陛下所用!
    一听这话,刘恒便气呼呼的回了皇宫,越想越觉得憋屈,就又把冯唐叫入宫中,说道:如果我有什么错,先生可以私下指出来,为什么要当着大庭广众羞辱我呢?
    冯唐的回答是:鄙人不知忌讳。
    或许在司马迁看来,这是冯唐率真、刚直的体现,但我们稍一想,就会发现并非如此。
    我试着把冯唐和文帝刘恒之间的对话,用现代人的方式重现为下面这段场景。
    某官员出行,遇到一位老者,就丝毫不摆谱儿的跟老者聊天下大事,最后感叹了一句:如果有人才帮助建设国家,那该有多好啊?结果老者说:就算有人才,也不会给你效力。
    官员很生气,却没发作,之后私下找到老者,说:如果我的工作做的不好,老人家可以给我提意见,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下破坏官府的威严呢?老者说:我这人就这样,说话直。
    试问什么样的掌权者,会重用这样一个情商为o的老人?
    更何况是在封建君王时期,一个自认为业务水平相当不错的皇帝呢?
    冯唐要是放在现代,怕是连村级别的单位都冒不出头。
    所以,太史公笔下的冯唐易老,并非是文帝刘恒、景帝刘启让他老,而是他自己绝了自己的仕途;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:老人家,路走窄了呀……
    回过头,看李广难封。
    冯唐易老,好歹是情商问题,冯唐本身的业务水平未必有什么硬伤,但李广就是纯纯的政治巨婴。
    同样是在《史记》中,景帝登基后的吴楚七国之乱,李广以中央将领的身份驰援梁国,却在平叛过程中接了梁王刘武的将军印。
    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,我们就不难发现: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,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,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。
    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,结果在吕后驾崩时,陈平、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,血洗吕氏外戚,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。
    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,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:刘恒可以旁支入继,我为什么不可以?
    而在这样一场具备‘夺嫡’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,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。
    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,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,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,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,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    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,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,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,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,将自己立为储君。
    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,无论对于景帝刘启,还是长安中央而言,都是暂时不能得罪,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。这种情况下,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,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。
    这也就不难解释‘李广难封’的真正原因了: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,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,难堪大用。
    在汉室‘为国栋梁’的彻侯敕封标准下,李广终生未得封,其实是必然;我也愿意相信:在当时那个时代,除了司马迁,不会有人认为‘李广难封’有多么令人唏嘘,多么令人难以理解。
    ‘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’,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。
    第二点:桃李不言,下自成溪。
    众所周知,司马迁本人对项羽、李广、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,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《史记》当中,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。
    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司马迁是史官、是太史公的前提是:司马迁是一名汉官。
    作为一名汉室官员,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,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,但从《史记》当中,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。
    对于曾有‘军事叛逃’污点的李广,司马迁的评价是:传曰‘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’。其李将军之谓也?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,口不能道辞。及死之日,天下知与不知,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?谚曰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。此言虽小,可以谕大也。“勇于当敌,仁爱士卒,号令不烦,师徒乡之。”
    这个评价,在不知情的人看来,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,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,但若是结合李广‘私接梁王将军印’的政治污点,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。
    对司马迁借此评价,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,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。
    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:
    “陵事亲孝,与士信,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其素所畜积也,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一不成,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,诚可痛也!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,深輮戎马之地,抑数万之师,虏救死扶伤不暇,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,矢尽道穷,士张空弮,冒白刃,北首争死敌,得人之死力,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,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,宜欲得当以报汉也。”
    一句‘事亲孝,与士信,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’和‘其素所畜积也,有国士之风’,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,颇具讽刺意味,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,洗白李陵污点,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。
    第三点:身处时代。
    众所周知,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,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,对于李广、李陵等人物,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‘亲身经历’‘亲眼见证’,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,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,应当是只有‘道听途说’这个来源的。
    至于通过皇室档案、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,也可以排除。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‘史学世家’不同,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。
    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,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。
    司马迁八世祖:司马错,秦国武将;
    六世祖:司马靳,秦国武将;
    高祖:司马昌,秦始皇时期铁官;
    曾祖:司马毋怿,汉高祖时期市长(市集吏长);
    祖父:司马喜,无官职,五大夫爵位。
    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‘太史令’这一职务,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,司马家族才和‘史家’一词沾上了关系。
    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,也基本可以确定为: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,传于后人。
    在此之前,汉室高皇帝时期、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,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‘修正’过。
    而在当时,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,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,司马迁却在《史记》中,以‘记史’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、夏本纪、殷本纪、周本纪,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。
    通过这三点,辩证的分析过后,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:司马迁著史,总体上保证了对客观事实的阐述,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,但对于汉武帝之前,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,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,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,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。
    到这里,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,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,或许就清晰了许多。
    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,经过吴楚七国之乱,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,既然如此,那吕氏外戚,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、反派化,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。
    从《史记》中许多活灵活现,却完全说不通‘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’的事件当中,我们也不难看出:对于惠帝刘盈、高后吕雉,以及包括吕台、吕禄、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,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丑化的。
    那么,周吕侯吕泽,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?
    同样通过《史记》记载,我们可以得知:吕泽是吕公的长子,是吕雉的长兄。
    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,吕公举家迁至丰邑,是受到了丰邑令的款待的,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吕氏家族,应当是小有名望的名门。
    反观刘家,刘邦官职为泗水亭长,长兄刘忡、次兄刘喜务农,四弟刘交就学。
    从幼子刘交有钱出门游学可以看出,作为落魄贵族,刘太公刘煓应该是有些家底,但从刘邦‘泗水亭长’的职务,也不难看出:在当时的丰邑,刘家的地位远不及吕家。
    那么,问题来了:一个泗水亭长刘邦,真的有带领整个丰沛起兵造反的号召力吗?
    贩夫樊哙,刘邦或许还能支使的动,那在县衙做官的周勃、曹参、萧何等人,作为下级的刘邦,真的具备‘我们造反,你做我小弟’的人格魅力吗?
    或许有,但我个人更倾向于:这些名垂青史的‘小’人物,刘邦凭借泗水亭长的身份还够不上,应该是由丰邑名门吕氏的长子吕泽出面,为刘邦引见的。
    这从《史记》当中,汉室鼎立之前,曹参参与的大多数战争,都有吕泽的身影若隐若现,萧何、周勃等丰沛老臣,也屡屡无偿出面维护吕氏,樊哙迎娶吕氏女,众人都颇为亲近吕氏可以看出。
    看透这一点,我们不妨大胆猜测:刘邦,会不会是吕氏早起推上明面,以吸引外人注意力,后期却又没能控制住的棋子?
    这一点有待考证,但结合刘邦登基之后对吕氏外戚、太子刘盈的莫名厌恶、排斥,我个人认为,这种可能性极大。
    说回周吕侯吕泽,有的读者反对‘吕泽为汉室第一功臣’的主要论点,大都集中在于:吕泽封侯封了多少户?
    为什么在功侯排名中看不见身影?
    在这里,我们且先不谈吕后驾崩后,汉室丑化、淡化吕氏外戚的政治需要,只需要看一点:惠帝刘盈驾崩之后,吕后第一个封的王爵,正是吕悼武王:吕泽。
    从客观角度上分析,吕泽被追封为吕悼武王,应该有很大部分,是吕后为后续封吕泽之子吕台为吕王做铺垫的原因,但从周吕令武侯吕泽第一个获封为吕氏诸侯,而非建成侯吕释之获封来看,我们就不难看出:在吕氏家族,吕泽的地位是多么崇高。
    因为在遍封诸吕之前,吕雉必然会拿出手中最不容易受人质疑的人选,来试探朝臣百官、开国功侯的态度,而吕雉所选择的人,正是吕泽父子。
    再来看在汉室鼎立的过程中,吕泽的部旧势力立下功勋、获封为侯的,光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有以下这些。
    ——博成侯冯无择,《以悼武王郎中》,兵初起,从高祖起丰,攻雍丘,击项籍,力战,奉卫悼武王出荥阳,功侯。
    ——阿陵侯郭亭,以连敖前元年从起单父,以塞疏入汉。汉高帝六年七月庚寅,顷侯郭亭元年。还定三秦,《属周吕侯》,以都尉击项籍,功侯。
    ——阳都侯丁复,以赵将从起邺,至霸上,为楼烦将,入汉,定三秦,别降翟王,《属悼武王》,杀龙且彭城,为大司马;破羽军叶,拜为将军,忠臣,侯,七千八百户。
    ——东武侯郭蒙,以户卫起薛,《属悼武王》,破秦军杠里,杨熊军曲遇,入汉,为越将军,定三秦,以都尉坚守敖仓,为将军,破籍军,功侯,二千户。
    ——曲成侯虫达,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,至霸上,为执圭,为二队将,《属悼武王》,入汉,定三秦,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,功侯,四千户。为将军,击燕、代,拔之。
    这五人,是我们当代都能明确查到的‘周吕部旧’,除这五人之外,还有近十位基本明确,但仍有一定争议的‘周吕部旧’。
    光是这五人,其封国食邑少则二千户,多则七八千户,且在高皇帝刘邦白马誓盟的‘开国十八功侯’当中,都具有相当高的排名。
    到这里,事实的真相便不远了。
    ——同为开国十八功侯,为什么萧何、周勃、樊哙、夏侯婴等人,我们都这么熟悉,反观丁复、虫达、郭蒙等人,我们却觉得听都没听说过呢?
    这,就佐证了我前面的观点:在吕氏外戚被血洗,文帝刘恒旁支入嫡的政治背景下,淡化、丑化整个吕氏外戚,乃至于整个吕氏外戚集团,成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。经过两汉前后四百年的刻意淡化、岁月洗礼,以及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华夏史,这些人,已经淡出了我们对西汉初年历史的认知。
    而周吕侯吕泽究竟有多么利害,从这一点也同样能看出:曾经的部下,都被封为动辄七八千户的顶级彻侯,两个儿子都被封为彻侯,长子吕台的郦侯食邑,更直接就是太上皇刘煓所生活的新丰,吕泽的食邑,真的会少到无法排进开国功侯名单当中吗?
    我个人认为,在小弟丁复都能获封七千八百户,儿子吕台都能以新丰作为封国食邑的情况下,周吕侯吕泽的食邑,绝对不会低于万户。
    而从吕泽极其少见的双字谥号:‘令武’来看,吕泽在开汉国祚的过程中立下的武勋,也应当是毋庸置疑。(汉开国功侯当中,同为双字谥号者有:酂文终侯萧何、留文成侯张良。)
    结合这一点,我有了一个不算太严谨的猜测:现代为人所熟知的汉初三杰,很可能不是萧何、张良、韩信,而是萧何、张良、吕泽。
    当然,这一猜测暂时还是无稽之谈。
    结合以上论点,我得出以下三点结论。
    第一:在建立汉室过程中,无论刘、吕两家是合作关系还是从属关系,周吕侯吕泽,都是刘邦鲸吞天下至关重要的人物。
    第二:周吕令武侯吕泽在汉初的地位,很可能与萧何、张良二人平齐;无论是在保住惠帝刘盈储位,还是后续吕后专政十数年的过程中,周吕侯吕泽所遗留的政治遗产,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    第三:在刻意淡化、丑化,且经历两千多年反复‘修正’、传延后,我们依旧能从史书上看出吕泽耀眼的功绩,那么在真实历史上,吕泽的成就,很有可能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还要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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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以上论断为个人文献综述,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,内容只属于作者个人看法。
    本书中,对于吕泽、吕氏外戚、周吕部旧的描写,沿用以上内容为背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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