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共青团报》是属于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,也就是共青团的报纸,而《列宁格勒共青团报》,则是隶属于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地方性机关报,人家这份报纸上要宣传报告列宁格勒战役期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,谁还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啊?
    不过有趣的是,在这篇旨在介绍英雄人物的报道中,竟然能够找到费比舍恩科的名字,尽管报告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英雄事迹,只是罗列出来的名单中,出现了他的名字,属于并不起眼,一个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,但这篇报道的出现,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    就像维克托此前考虑的那样,如今,费比舍恩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、孤立的案件了,它已经成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问题,纠缠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,各自都没有退让的意思。
    以高检、高法为代表的司法界,是将这件事当做了法制理论投射到现实中的典型案例,他们需要让费比舍恩科为他在战前的罪行埋单,否则的话,法制的观念就体现不出来,甚至是无从谈起。
    军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逐渐登上舞台,并开始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集团,也要借这一事件发出声音,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,不希望继续受到了类似内务人民委员部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种部门的监督、限制。
    日丹诺夫的列宁格勒派,希望借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,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去,为库兹涅佐夫的任职,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。除此之外,也不能排除日丹诺夫借此举来拉拢军方的可能性。
    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没事人,他们当然更希望“费比舍恩科事件”搞个一地鸡毛的局面,如果高检和高法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个好的结果来,那他们又凭什么举起法制的棋子,去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?难道军队的人有权力逃脱法律的制裁,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没有权力不依靠法律,却制裁那些应该接受制裁的人吗?
    至于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,说实话,维克托也想做个旁观者,但显然他是做不到了,因为对“格斯滕麦尔事件”的调查,直接涉及到了这个费比舍恩科,如果不把这个人审查清楚,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。
    所以,捋一捋这个关系的话,如今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,还真是与高检、高法站到了一个战壕里,而在他们的对面,则是军方的既得利益集团、列宁格勒派,甚至还要加上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。
    这次回到莫斯科,维克托除了要参加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会议之外,还要与贝利亚同志见个面,深入的谈一谈,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说服这位委员同志,让他主动放弃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所掌握的特殊权力。
    毫无疑问,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主动表明立场,他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,主动提出应该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职权,那么,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的工作就能容易的多。司法界推动“法制建设”,将不再是一句口号,而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实处。
    如此一来,对费比舍恩科事件的处理,也能有一个侧面的推动作用,什么叫法制建设,就是以法来治国,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法,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,接受惩罚,没什么好说的。
    另外,维克托怀疑一件事,那就是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沉默的斯大林同志,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,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里,纠缠进了多少的麻烦。因此,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不表态,并不是没有态度,而是在看别人的态度,至于说看别人的态度是为了什么,嘿,维克托可不相信斯大林同志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,他应该是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,谁与他是观点一致的,谁与他又是观点相悖的。
    撇开“法制建设”这个大问题,只看纠缠在这一事件中的各方利益:
    高检和高法希望能够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特权,取缔该部门在逮捕、审查、宣判三流程中所掌握的一应权力,从而将司法权收归高检和高法,同时,也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套一个缰绳。
    高检和高法的这种诉求,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,是不是应该满足?满足了,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?对联盟来说,是有利还是不利?
    在过去几年战争中,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军方,他们希望能够挣脱内务人民委员部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他们的束缚,从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。
    他们的这种诉求,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,是不是应该满足?一旦满足了,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?对联盟来说,是有利还是不利?
    日丹诺夫同志以及他的列宁格勒派,一方面希望借此时机,把手伸到国家安全部门内部,甚至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、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压一头,同时呢,还能结好那些军方的利益集团,从而进一步夯实他们在权力圈子内的地位。
    他们的这种诉求,如果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,是不是应该满足?一旦满足了,对斯大林同志是有利,还是不利?对联盟来说,是有利还是不利?
    只要将这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考虑清楚了,那么现在该做何选择,难道还不清楚吗?
    维克托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,同样也不认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有多么机警,多么睿智,但他却明白一个道理,那就是当自己头上有掌控一切的大boss时,如果想要不惹麻烦,也不想麻烦来惹自己,那么考虑问题的时候,就应该首先站在boss的角度去考虑。
    你不能每次考虑问题,都想你该怎么怎么样,你应该得到什么什么,可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,却又总想着boss站在你那一边,那你不就成了boss了吗?
    最重要的是,调查费比舍恩科这个人的起因是什么?难道不是斯大林同志希望能够调查战前的“格斯滕麦尔事件”吗?当时,维克托考虑的是,斯大林同志这是在剑指谢罗夫,以及谢罗夫背后的赫鲁晓夫,而今看起来,或许的他本意并不是针对一个谢罗夫,而是在针对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呢?或者,他的目的就是在打击一下赫鲁晓夫的同时,也能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权取消掉呢?
    当然,考虑那些问题就太复杂了,而且结果不一定正确,但斯大林同志想要什么,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,总是不难猜测的,这一点,维克托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。
    至于这份报纸……
    维克托又看了看手上的《列宁格勒共青团报》,抿着的唇角抽了抽,随手丢在了一边。
    日丹诺夫同志或许是负责宣传口的时间太长了,所以,不管什么事都喜欢在报纸、广播上吹吹风,搞搞宣传,可他明白的是,斯大林同志或许并不喜欢他这么做。
    这次离开基辅之前,维克托还从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那里拿到了一份《旗帜》,看了日丹诺夫同志发表在上面的一份讨论联盟经济问题的文章。
    在这篇文章里,日丹诺夫同志讨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作的诸多问题,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,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及价值规律所起到的作用,另外,还谈了联盟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问题。
    好吧,谈的很深入,很细致,总结出来的各种问题也很到位,维克托也非常认同,比如说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一部分,再比如说,要重视多种经济成分的那一部分。
    不过话说回来,维克托记得更清楚的是,斯大林同志有他自己的经济思想,而这位领袖同志的经济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:理论基础是“在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”,在这个基础上,工业的发展模式是高速的工业化,而农业的发展模式则是全盘的集体化。
    而且,基于过去三个五年计划期间,联盟经济的高速发展,斯大林同志对他的经济理论颇为自得,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,事实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。
    现在,斯大林同志还很健康,还依旧是这个国家的领袖,他还牢牢地掌控着局面,怎么,这个时候日丹诺夫同志就想告诉全联盟的人,斯大林同志搞的那一套不对,现在之所以经济很繁荣,但大家的日子却过的不太好,原因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一套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?
    如果日丹诺夫同志真的有这么大的勇气,那么维克托认为自己真是活该去守水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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