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回,高崎在派出所待了一晚上。
    他和肇欣桐,无冤无仇,平时说话也挺好的,没想到这小子会干这种事情。
    本来,告他也就告他了,人家为了公家的利益,也没什么。
    可这小子做的也是一绝。知道高崎被派出所弄去,到晚上都没放回来,他竟然主动装好人,跑到派出所去给高崎送饭,还把高崎给好一个感动!
    前脚告发高崎,后脚再跑来给他送饭装好人,这人心险恶到了什么地步?
    那时候高崎在唐城还不出名,附近国企工人偷东西卖成风,派出所正愁逮不着典型,高崎送上门来,就准备拿他当典型了。
    审他一晚上,高崎也感觉出不对味来了,就给他在刑警队的同学打电话,这才把这事儿给平了。
    所长不认识高崎,帮忙的那几个协警可认识他。他第二天出来的时候,就有个协警偷偷告诉他,给他送饭的,正是告发他的那个人。
    高崎出来,当然轻饶不了肇欣桐,吓得这小子一个劲给他磕头。冲在同在一个车间工作的份上,高崎才没跟他计较。
    时代变了,人心也变得复杂而险恶。
    肇欣桐这样的人,反而可以吃得开。
    后来,他靠着巴结刘群生,一直做到一车间的主任。
    分厂这些工人里面,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肇欣桐。所以,高崎对这些工人,除了知根知底的,没有什么好的感觉。
    纯粹为了工人,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。
    有了高崎为他要回来的八万块钱,又从那些分厂干部那里,要回了两万多,手里有了这十万块钱,孙继超算是有了底气。
    他接手财务的时候,分厂账上,除了用来维持周转的六万块钱,其余就都是账。
    这些陈年老账,别说高崎,连岳帆看了都摇头。有些欠账的单位已经没了,有些已经换了主人,都是些死账,根本没法要。
    一个偌大的企业,仅仅靠着六万块钱在运转,也不能不说,刘群生还真是高手。只是每月为工人开工资,也得需要七八万块钱。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?孙继超百思不得其解。
    分厂会计告诉他,每月快到发工资的时候,会计做好工资表给他,他就会出去,说是去找其他单位要钱。发工资那天,他拿回来的钱,基本就是正好够发工资的。
    市场经济时代,旧的财务制度,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形势。刘群生手握分厂大权,这小子又聪明,他暗地里搞了些什么,连会计都没有办法弄明白。
    刘群生手里,肯定还有其他不走财务这道关口的手段,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金库。
    这种小金库,不动用法律和专业侦查手段,指望孙继超这些人,是无从发现的。
    可动用法律手段,就需要证据。他没有证据。而且,总厂在与他签订合同的时候,就曾经暗示过他,过去的事情,最好一笔勾销。要不然,这个承包合同,恐怕也无法执行。
    孙继超也不打算追究下去,有这十几万块钱,勉强凑合了。
    接着,他就找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谈话,先对他们解释,他的这个承包,和其他分厂承包是不一样的。
    其他房分厂虽然叫承包,可干部还是要通过总厂来任命,还是要靠关系网。
    他这里不一样,是由他直接任命,跟总厂没有任何关系。
    他用的,是真正为工厂着想,有相当业务能力的干部。
    所以,他们这些干部,恐怕大多数人,以后就不是干部了。
    “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,”最后,孙继超就对他们说,“去想办法活动上级,调离模具分厂。调不走的,我只能按工人对待。有工作能力的,我尽量安排。没工作能力的,就只能在家待岗。待岗期间,没有工资。分厂现在困难,也无法给你们缴纳养老保险。”
    唐城量具的干部,都是分帮划派的。一个干部上去了,就带动他周围许多和他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一起上去。这人走的越高,他的亲信就越多,最终在工厂里形成一派。
    刘群生上去,靠的是总厂一个副总,他也就算副总那一派。而他领导的分厂,包括下面任用的大多数干部,也都是这一派。
    这些他任命的小干部,手下就又形成各自的关系网。哪天刘群生上去,这些小干部和手下的关系网,就会扩散到整个唐城量具,形成新的派系。
    整个唐城量具的干部体系,就是靠着这样关系套关系形成的,不太讲究工作能力,只讲究你根上出自何处,是谁的人,是不是和他一帮。
    如此上来的干部,也多是靠着不正当手段,按帮派捆绑在一起,形成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牵一发而动全局。
    所以,刘群生也算树大根深,不是他自己犯浑,搞出薛雪自杀这么大一个事件,他的地位,是轻易不会被撼动的。
    孙继超不肯向刘群生靠拢,能耐再大,也上不去。要不是他有超强的指挥调动能力,把分厂最主要盈利的三车间,生产工作安排地井井有条,离开他别人玩不转,估计调度也早就给撤了。
    生产模具,不像批量生产同一工件那么简单。所有的工件都是单独的,很少重复,交货期也都不一样。
    这就对生产调度指挥工作,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没有好的头脑和巧妙安排工件生产的能力,不是对这个行业十分精熟,是做不成调度的。
    这个又要牵扯太多的专业知识,讲解起来过于复杂。咱们不是写专业书籍,也就不多说了。
    总之,他是分厂里少有的,凭着自己本事上来的干部,却永远只能干调度这个车间里的小干部,再无法前进一步。
    所以,孙继超对厂内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。他掌握了权力,当然不会再用这些不是靠自身本事上来的干部。
    现在的孙继超,是分厂自己成立的职工委员会推选出来,挑头承包模具分厂的,他在工人当中的威信很高。他决定的事情,就是职工委员会的决定。
    这个职工委员会,是按照孙继超心里那个早就存在的设想,很早在和刘群生做斗争的时候,就偷偷成立的。它包括了车间许多的生产骨干,还有退休的工人。
    现在,在刘群生倒台的情况下,又公开进行了一次改选,上来了更多的职工骨干。
    所以,孙继超的这个决定,就是多数工人骨干的决定,这些分厂原来的干部,反对也没有多少用处。
    干部能上不能下,这是唐城量具遵循了多年的规矩。孙继超不遵循这个规矩,在干部们看来,就是不按套路出牌。这一下,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,就犹如捅了马蜂窝。
    你凭什么承包模具分厂?你能承包我们也能。你会告状我们就不会了?我们也去告状!
    折腾半天,也只是表面文章,嘴上强硬。暗地里,他们不约而同,选择了各找各娘,设法调走。
    有和副总原本就有联系,直接去找副总的,也有去找刘群生的。
    刘群生虽然不干分厂厂长了,关系网还在,还能为他们出一把力气。
    最终,大多数干部各逞所能,如愿调离了模具分厂。
    清理了干部队伍,孙继超就按照自己的设想,提名各车间干部,交职工委员会讨论。
    基本上,都是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路子,一个有多年车间工作经验,在工人当中有一定威信的工人,加一个文化高,懂技术的技术人员,来形成干部队伍。目前活比较多的三车间,则多配备一个对车间生产调度有经验的工人。
    干部队伍形成了,然后再由这些干部领着,安排任命基层的组长,理顺各小组的人员关系。
    原来的小组长们,好多也并不是凭着本事上去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,班组里分活不公,对小组成员索要回扣这类事情,经常发生。
    这一回,孙继超让各班组自己选自己信得过的组长,好多小组长就被选下来,换了别人来干。
    大家在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,孙继超就得考虑,怎么才能从外面弄活来这个问题了。
    你内部搞得再好,大家没有活干,还是挣不出工资来。
    过去的时候,对外经营这个事情,是攥在刘群生一个人手里的。也就是说,模具分厂所有的客户,都是刘群生的。
    这也是刘群生控制分厂,为自己谋私利的一个手段。
    别人接触不到客户,他弄来的客户,怎么和别人签的生产协议,产品出厂要不要发票,有没有回扣,价格合不合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,别人就没有数。这也是分厂会计无法完全掌握分厂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,只能刘群生怎么说,他就怎么造账。
    造账的目的,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财务审查,这本账和分厂的经营生产状况,完全就风马牛不相及。
    孙继超知道这个情况。这就是一笔糊涂账,根本无法追查。就算有办法追查,孙继超也不傻,知道追查下去,后果不堪设想!他也就只好不去较真,大面上过去,不了了之。
    工人们往往好说,会计和刘群生穿一条裤子,拿了刘群生的好处,才会和他狼狈为奸,助纣为虐。
    其实,这是大家不懂财会制度,不明白这里面的事情。
    会计也得听厂长的,要不然他也干不成会计。计划经济时代的财会制度,是无法应对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新形式的。
    好多支出与收纳,都是过去完全不会存在的新模式,上面没有对这些新模式有明确的规定,会计也只能是刘群生怎么说他怎么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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